听说美术传媒拍卖有限公司和陈振濂先生共同在今年提出了一个“文化史收藏”的新概念。很有兴致想一探其中究竟。

通常而言，收藏渉及文化，但收藏交易拍卖在本质上是一个商业行为并不必然具有文化立场。收藏所牵涉的，不论是古玩书画工艺品文物，买进卖出，赚赔两途，都是钱的交易。没有人会为文化与艺术的理由在收藏交易上做赔本买卖。这是常识。即使讲文化，文化与艺术应该也不一样。在收藏拍卖交易行为中，艺术是显性的，一件古玩，一张书画，艺术品质是摆在那儿，高下优劣，具体得很，可捉摸可检验。那么，“文化”——还要“文化史”之说，从何而来？

收藏一件或若干件零散的古代书画，其中当然也有文化。作者生平背景、作品风格归属、在绘画史上的定位、与当时社会文化风气之间的关连、特殊的流传过程、折射出的社会时代历史演变，甚至为什么买齐白石不买黄宾虹，这些都关乎文化。但它是隐性的，藏在思考、行为背后的文化，这样的文化理论，人人得而知之，似乎卑之无甚高论，构不成一个新命题。接陈先生的区分，它可以是“收藏文化”，但不是“文化收藏”的命题。

什么是“文化收藏”？迄今为止并没有定说。这是陈振濂先生2014年提出来的新概念。与收藏行为处处皆文化相比，他的“文化收藏”边界似乎精确而狭窄得多。不再是包罗万象，触处皆是，而是什么是？什么不是？清晰明了，绝不含糊，一副书呆子老学究认死理不依不饶的架势——我又想起陈振濂先生20年前坚持学院派主题性创作时参与大·论舌战群儒的那一幕情景。

“文化收藏”，据他与我们聊起，时俗的做法是什么都扯上文化：有饮食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旅游文化、洗浴文化是一个泛文化的概念。但“文化收藏”不是，它却是一个必须落实到艺术作品实体的必备要素。

具体落实为作品要素的内容有哪些？

比如名家翰札，艺术上自然铁画银钩，文辞上也极具文献性，记录着一人一时一事一物的实实在在的文化内容。这就是“文化收藏”——收藏中有艺术标准，也有文化（文辞、文献、文史）等实际可把握可体察感受到的指标。

又比如：主题性收藏，集中某一专题如“文革”专题、民国文化巨匠大师专题、西泠印社早期社员专题、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教授专题等，一个专题必然带出一种聚集含义、一种内容序列、一种解读视角，这就是文化：具体作品可能是各言东西未必相干的，但串联起来却是具备充分的文化（历史）透射力、展示力。

又比如：像陆俨少先生的《杜甫诗意册页一百开》，是一位老艺术家对杜诗的形象解读，看着是丹青画面，其实却关乎古诗的文化解读。这就由单一艺术上较高下进入了文化诠释，类似的有李可染的井冈山系列、傅抱石的九歌楚辞系列……

再比如，一部王铎诗稿，一部吴湖帆《丑簃词稿》，或启功先生《论书百绝》，笔墨极高，或狂放或工稳；精心结撰，文辞内容又极独特。再往前推：从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苏东坡《黄州寒食诗》，历来流传名作，哪一件不是诗、书双擅？“诗”代表文化，“书”代表艺术，如涉收藏，庶几成功“文化收藏”，而达到一定的历史长度，就成了“文化史收藏”。

“文化史收藏”是相对于习见的“艺术收藏”而言的。如果说：“艺术收藏”是常态，那么“文化史收藏”则是新态，它正切合目前书画收藏交易拍卖的新形势新发展而生。大资本运作不断进入艺术品领域，各种私人美术馆鱼贯而出，这是外部条件的变化；书画交易收藏经历了几十年积累，希望能在品质上再获提升，从个体的散户小户走向规模以上，在藏品的独特性、人文性方面有了更高的要求。这很像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30年前，最早担任突破旧体制先锋角色的是个体户，小商贩。都是小而散，逐渐开始有民营企业，成长壮大，规模可比大型国企不逊色。一旦立住脚跟，开始讲究企业文化，做慈善公益，塑造社会责任形象，企业家也力求摆脱“土豪”的尴尬，要做“儒商”。

“文化收藏”应运而生。它是中国艺术品交易拍卖收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我们的任务，只是呼唤它早些到来；并告诉业界，这是一个可以预见的趋势。而陈振濂先生的点题，正是极具前瞻性地告诉我们，这一预见在学术上的合理性。

只要区别“文化史收藏”与“艺术收藏”的不同指向；区别“文化收藏”与“收藏文化”之间的不同性质，必能理解陈振濂先生所提此旨的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