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万达集团在纽约佳士得以2816.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72亿元)成功竞得毕加索作品《克劳德和帕洛玛》(又名《两个小孩》)，成为当晚略显惨淡的让・克鲁吉耶尔(JanKrugier)收藏专场的亮点。彭博社发布新闻，继而全世界都在耳语――“中国首富买下了毕加索名画”。万达今次不惜重金购下毕加索作品，是否预示着本土艺术市场正在向着国际化蜕变？而作为全球最大的艺术品交易市场，中国将如何建立起有说服力的世界性艺术收藏？

毕加索是藏家名片

借收藏西方经典绘画以走向世界艺术市场，毕加索是不二之选。毕加索是极富创造性和想象力的画家，也是西方美术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其作品价位在艺术拍卖榜单上长期高居不下。极少有人能系统地收藏毕加索，毕加索就好像一张名片，有实力的藏家都以拥有其作品为自豪和标志。

《克劳德和帕洛玛》创作于1950年，图中的孩童是毕加索和小他41岁的情人弗朗索瓦丝生下的两个孩子。毕加索创作这幅画时已年近70，但很难说这是他的“巅峰之作”。在佳士得纽约夜场，这幅画估价为900万美元至1200万美元，最后被万达集团以2816.5万美元竞得。万达艺术品收藏负责人郭庆祥在拍卖后表示，万达对于毕加索这幅画的心理价位是5000万美元，以2816.5万美元拿下简直就是“捡漏”。

从孤立的事件上看，万达是当了一次“冤大头”，斥重金只买下一幅毕加索的小画。从长远的意义上看，万达抛出的5000万美金的心理价位，不是对《克劳德和帕洛玛》的心理价位，而是购买进入世界级藏家俱乐部门票的心理价位。根据“2013年胡润百富榜”，万达集团总裁王健林成为中国首富。这2816.5万美元，是王健林向世界顶级藏家集团抛出去的橄榄枝。选择纽约佳士得和选择毕加索，都是意味深长的举措。万达希望用毕加索敲开世界级藏家俱乐部的大门，为了制造一个漂亮的登场，2816.5万美元对万达来说，只嫌不够贵。

购买毕加索绝非王健林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企业行为。将毕加索当做资产来运作，王健林和他的团队展示了足够的精明与野心，也显示出对西方艺术认知上的局限和不足。我们不知道他的艺术品收藏投资专家团队由谁组成，但作为喉舌的郭庆祥的许多言论――不论对毕加索画作的定位和阐释，还是对当代艺术的无端斥责――都显得老套、保守、不够专业。成功的藏家背后必须有一位(或几位)目光老辣、学识丰富、高度敏感的顾问。如上世纪最伟大的收藏家之一佩吉・古根海姆女士，从一开始办画廊就依靠杜尚这样的人指点。

因此，批评家朱其才说：“我认为当前国人收藏西洋艺术的形势并不乐观。因为钱不是问题，问题是国内藏家缺乏艺术史训练，对艺术价值的判断能力也成问题。虽然藏家身边都能召集起一个专家团队，但现在不靠谱的专家太多。”王健林需要寻找他自己的“杜尚”。

大势所趋的国际化

中国的艺术品交易市场一直是本土市场，无论是公立博物馆、美术馆，还是私人收藏，都极少涉足西方艺术。本来就缺少资金的公立美术馆，支持本土创作的能力尚且有限，更不会花钱购买价格高昂的西方美术作品，即便拥有西方艺术藏品，也大多来自私人捐赠。另一方面，私人藏家因为“民族情结”或者“家乡偏好”，也更倾向于收藏本土和本地的艺术。

谈到中国藏家之所以很少涉及西洋艺术，艺术经济学家马健归纳了以下原因：“一是接触机会。虽然中外文化交流越来越多，但从艺术鉴赏和艺术收藏的角度来看，中国藏家近距离亲密接触西洋艺术的机会还是远远小于接触中国艺术的机会。二是文化差异。中西文化的差异，对藏家的审美偏好、价值判断和收藏兴趣都会产生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三是收藏惯性。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收藏史来看，西洋艺术一直就不是中国藏家重点关注的内容，这种收藏惯性的改变不可能是一夜之间的，要变也是缓慢渐变。”

但是，艺术市场的国际化也是大势所趋。国际化是双向运动，一方面是本土艺术走出去，一方面是西洋艺术走进来。中国嘉德、北京保利等领衔的本土拍卖行已经在香港和国外设立分部并进行试拍，与此同时，世界着名拍卖行佳士得和苏富比也已开始分别在上海和香港高调布局，将中国市场作为其亚洲战略的重要部分。

近几年，大型国际艺术博览会和拍卖场上也闪现着中国藏家愈来愈活跃的身影。虽然其关注点主要在回流文物，也不乏有人对西洋艺术做试探性的收藏，中国本土拍卖市场的繁荣和艺术买手强大的资本实力也让西方人刮目相看。近期佳士得纽约秋拍一开头便收成惨淡，证明了全球艺术市场的购买力进一步分散，市场本身在向着多元化、多极化发展。如此看来，着手建立世界性艺术收藏的时机似乎正悄然成熟。

资本、修养与契机

中国新贵如何才能真正地建立起具有说服力的世界性艺术收藏？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副院长西沐认为：“消费世界级的艺术品具有很高的门槛。首先需要财富积累达到一定水平，其次需要世界化的视野不断形成。”即便中国新贵满足第一个条件，形成世界化的审美和收藏视野，却不是朝夕之间的事。值得庆幸的是，中国艺术交易市场近几年一直在理性回调，而藏家也在摸爬滚打里变得更为清醒和审慎。

除了必要的资本和艺术修养，历史契机也是成就收藏的重要条件。卢浮宫收藏有近3万件中国艺术品，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也多达2.3万件。是西方人更具有前瞻性眼光和世界性视野吗？并非如此。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时局动荡，圆明园两次被劫，敦煌文物流失，清乾隆、慈禧墓被盗窃，以及溥仪窃走故宫书画古籍……诸多事件，创造了外国收藏中国文物艺术品的时机。

近几年欧美经济低迷，艺术市场处于价格洼地，为中国藏家提供了契机。但任何成功的收藏都需要有规模、成体系。而艺术史上的扛鼎之作，比如莫奈的“睡莲”、塞尚的静物、梵高的“向日葵”，并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大部分西方经典艺术早已尘埃落定，西方博物馆和藏家不可能将这些艺术瑰宝倾倒给有钱的中国人。目前来看，中国要打开世界性的收藏格局还尚需时日。

朱其建议，收藏不仅应该面向世界，而且应该面向当代，因为“收藏一定要占到先机”。只有在作品不断生成、价值尚未定论的当代艺术领域，才有空间让中国藏家抢占滩头，与西方同侪分庭抗礼。

此外还有“收藏的民族性”问题。马健说：“如果将艺术品分为不同‘板块’，那么，在中国藏家尤其是老一辈藏家眼里，西洋艺术依旧是一个心理距离相当遥远的板块。这个板块在中国的激活，不是靠一两家大企业或者一两个大藏家就可以做到的。所以，这个标志性事件之后，关于中国西洋艺术收藏的话题多半又会冷清许久，直到下一个西洋艺术大展或者拍卖天价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