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件拍品，1.54亿元人民币的成交额。9月26日，国际拍卖公司佳士得(Christie's)在上海自贸区正式开幕的前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在中国内地的首拍。对于佳士得来说，这样的成绩算得上稳定和良好，毕竟在内地拍卖中国文物艺术品暂时受阻，于是围绕现当代艺术、奢侈品、乃至西方艺术做文章。

从佳士得首拍的40件拍品来看，结构可谓是最复杂的一次，涉及形式各异的中国当代艺术、西方艺术、东南亚艺术，还有红酒、珠宝、腕表、古董表这样的奢侈品，显然是希望通过一场杂烩式的拍卖完成“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实验。

根据佳士得发布的数据，此次拍卖共有112位藏家参与竞投，23人通过网络竞投，56名电话委托和15名书面委托，其中有三分之二是中国内地买家。

这次拍卖再次反映出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只能用“稳定”来形容。在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经历2008年以来的大起大落之后，如今已经形成一个相对成熟的市场，中国当代艺术的“后泡沫时代”，所谓拍场的奇迹已经难以出现，中国藏家的品味也不会跟着西方的推手亦步亦趋；同时中国市场有着虽尚不鲜明但轮廓渐显的中国特色。

比如拍卖现场，一串红宝石钻石蝴蝶项链以1800万元人民币的落槌价拔得整场头筹，也在意料之中；一件“翡翠弥勒佛摆件”，估价50万元至80万元，但现场买家一直不停歇地竞价到了420万元，十倍于估价成交，当时场上竞争异常激烈，现场拍卖师还不忘调侃前排的竞投者，“这么美丽贤惠的太太坐在您旁边，还不买一块？”这些拍品引人瞩目的成交纪录显示出中国藏家对玉石类藏品乃至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藏品的高昂兴趣。

佳士得本次有两个尝试值得注意：一个是东南亚艺术的推介，另一个是西方艺术的引入。中国内地传统的文物艺术品拍卖受阻后，这两个版块的成败与否，才真正关系到佳士得在内地的竞争力。

坦白说，东南亚艺术在这次拍卖中的抢眼有点始料未及。不过对于东南亚当代艺术来说，上海具有天然的区位优势，传统的东南亚艺术作品的藏家很多集中在台湾地区，而上海恰好可以辐射台湾、以及周围地区江苏、浙江、附近的台商，这些台商的集中效应或许可以带动内地藏家对东南亚艺术的追捧。比如这次印度尼西亚艺术家米斯尼亚迪(I. Nyoman Masriadi)创作的《胖超人》(Fatman)以459万人民币成交，超过估价的三倍，成为他同等尺幅作品的最高价，也是他作品的第三高价；新加坡艺术家钟泗滨的《河畔二》也以411万元人民币的成交价创造了他个人作品的最高纪录。

最令人瞩目的，仍旧是西方艺术品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话题。西方艺术品拥有庞大的市场、国际化的买家认同、以及佳士得200多年的全球积累，如果中国市场能被带进这个国际俱乐部，老牌国际拍卖行的优势将尽显无疑。佳士得印象主义与现代艺术主管乔凡娜·波塔佐妮(Giovanna Bertazzoni)亲临预展现场，不厌其烦地向中国的媒体和藏家讲述着艺术家毕加索(Picasso)、乔治奥·莫兰迪(Giorgio Morandi)、亚力山大·考尔德(Alexandre Calder)的知识。

在中国妇孺皆知的毕加索显然受到热烈的欢迎。现场有五位中国藏家激烈竞争，在经过一轮马拉松式的竞投之后，作品《坐着的男人》以960万元的价格成交。同样令人惊讶的还有美国雕塑艺术家考尔德的雕塑作品《黑：2-2-6》，这是我本场最担心能否成交的，却最终以800万元人民币落槌。今年2月，苏富比拍卖行在伦敦举行的战后与当代艺术品周拍卖会上，考尔德的一套雕塑作品拍出998万美元的超高价，或许受到这样的价格影响，也使这位艺术家在中国市场受到关注。

佳士得首拍最大的遗憾来自意大利画家乔治奥·莫兰迪作品《静物》的流拍。坦白说，我个人非常喜欢这幅画，紫色和灰色的静物给人以宁静，而且具有很好的装饰效果。最终结果出人意料。佳士得印象主义与现代艺术主管乔凡娜也在拍卖后的媒体见面会上说，在欧洲的拍场上曾经出现过中国买家竞投莫兰迪的作品，才特意选择了这幅画。而且，以550万元人民币的估价来说，这幅作品并不昂贵，2008年这幅作品的成交价就达到69万美金。

国际大牌拍卖行既然看中了中国日益增长的市场，就应该注意到中国藏家的分化。一方面是中国藏家在国际市场上高价购买毕加索作品，这恐怕来自于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中国富豪，另一方面，中国内地的收藏群体中，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新富阶层仍然是主流，要他们从传统的审美观或者投资性需求中解放出来，或许毕加索或者印象派的“大师”属于“入门”，有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但要打破这种审美的文化隔阂仍然需要时间，单从本场拍卖会中的西方艺术品表现来看，中国内地藏家对于西方艺术的认知不少还停留在美术课本上，抑或仅出于投资艺术品的目的，短时间内很难建立对西方艺术体系化的了解和认同。就长期来看，佳士得和很多艺术机构对于教育中国藏家或许有一定作用，而中短期市场的培育，或许应该考虑如何通过名人效应和投资杠杆来撬动中国的藏家。

而就时间跨度看，中国藏家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新富阶层将自己的子女送往国外接受西方教育，目前他们正在逐渐继承家族的财富，在这个时间点上进入中国内地，他们才有可能成为国际收藏俱乐部的中国代表。外资拍卖行和西方艺术市场在中国的未来，或许需要寄希望于这些“藏二代”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