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时今年秋拍“百年遗墨”专场将推出“夏宗禹旧藏名人手迹”专题，集中亮相丰子恺、巴金、郭沫若、马一浮、叶圣陶、费新我、何其芳等多位20世纪文化巨擘的50余通信札、手稿。其中，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的3通信札，详细解密了上世纪50年代定陵考古的发掘经过，将揭开一段谜一样的历史。

这一专题中，最为厚重的当属丰子恺的28通书信，洋洋万言，最为详实。丰子恺与夏宗禹二人通信始于1944年12月，终于1965年11月，前后长达21年。此28通书信的内容中既有丰子恺于“精神堡垒沙坪坝”的创作历程，又有他引领新文学，力推“白话文运动”的重要观点；既有作为学生对恩师弘一法师的无限崇慕，又有作为父亲对子女成长的点滴关爱。已出版的《丰子恺年谱》等文着虽对其生平交游和创作经历作过初步整理，但所记之事详略不一，而这批书信无疑可以提供更多史料细节。

此外，其他名人信札的数量虽不多，但同样具有很高的史学、文献价值。其中，巴金致夏宗禹的2通信札，首度公开其代表作《春》、《秋》编辑工作具体细节；郭沫若的3通书信谈及《百花齐放》、《蔡文姬》的编辑校对，此前并不为外界所知；定陵地宫是中国第一个也是至今唯一一个被考古学家打开的皇陵，堪称20世纪50年代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郑振铎的3通信札详实记录下这一惊世之举。

据悉，夏家后人将用拍卖所得成立“夏宗禹文化基金”，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