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拍卖市场的火热，造假者也开始渗透拍卖行的业务员，成为他们的主攻对象之一。张力(某拍行业务员)每天都要应对大量的“造假”经销商，“他们的邮件、短信、微博、微信、电话已经把我的生活包围。”而另一方面，则是艺术“礼 品市场”的火爆和巨大的市场需求，“我们需要找东西去满足这些需求，当真的找不到时，仿品也无所谓。” 他们在面对赝品时，有种特殊的“情感”，“我们并不痛恨赝品，我们痛恨的是地摊货”。而对于作品真伪，他们有自己的理解，“真假不重要，赝品也能拍出去， 有人就想买假货在家摆着玩儿。品相不好的真品还不如品相好的赝品，因为后者能够交易，这是我们的终极目的。”大量赝品渗入拍卖行，并成功“洗白”，这严重扰乱了整个艺术市场。“目前拍品真假比例能达到六四开，就算是国内最好的拍卖公司了。”

赝品“遭遇战”

今年春拍结束了，李然(化名)终于松了口气。他是国内某拍卖公 司的业务员，主要负责书画部分。“这次太险了，差点业绩就完不成了。”在今年征集拍品过程中，他整天在拜访客户，很少参与公开征集，因为这其中95﹪的作 品都是赝品，而且质量不高。但他整个征集过程非常不顺利，没有征到足够重量拍品，“我业绩要求是1000万，当时才完成500多万，整天一起床，就感觉有 债主在催债。”

直到临近拍卖的时候，李然偶然得知，多年相熟的藏家想要出手一件重量级作品，拍卖价格估计上千万。李然赶紧去拜访这位藏家，因为之前有多次愉快地合作，所 以藏家爽快的答应把这件作品交给他，“非常幸运”。其实在这之前，已经有两家拍卖公司业务员拜访过这位藏家，但始终未能达成委托协议。

不过在答应由李然公司拍卖后，这位藏家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必须把另外三张作品一起上拍，这位藏家随手打开了另外三张作品。“这其实就是一种暗示， 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李然仔细、认真地查看了这三件作品，确实是某位当代名家的赝品。“但也不能捅破，不然还怎么做生意。”

李然熟练地拨打了经理的电话，把整个情况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不是他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最初的时候，非常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求助经理，现在已经 习以为常，只不过走个程序，最终肯定会通过的。”不一会，经理电话打过来，让他尽快和藏家签署委托协议，把画拿会公司。

最终，这几件作品，都最终都成交，夜场作品以1200万成交，其他三张作品也以200万成交，这意味着李然超额完成业绩，“心情不错”。事后，他还从藏家 那得到10万块的“外快”。但第一次遭遇这种情况时候，“并没有兴奋的感觉，感觉怪怪的，有时甚至怀疑自己到底在干嘛。”经过几次的“历练”后，李然告诉 记者他至今仍深信不疑的一句话，“Business is business”，学着NBA球员被交易后的口气。

“现在，不客气地讲有些拍卖公司只能达到四六开，六成真的，四成假的。何况还有专门卖假货的拍卖公司。”长期从事当代书画交易的鲁先生愤慨地说。

其实，知假拍假和虚假拍卖是危害最大的。“所谓假拍，包括三种情况：拍假，即拍卖赝品；拍卖公司刻意抬高评估价以收取高额佣金；委托方、拍卖方和买受方联 手做局制造‘天价’成交额。”张先生介绍说，“大家都知道，市场就有那么几个拍卖公司，具体名字就不点了，他们以赚图录费生存。”

业务员的“权利”

业务员听起来极为渺小，但又至为重要。业务员的工作就是征集作品，维护、拓展客户，所以手上有很多藏家、买家资源，“客户名单是共享的，当然也分等级，业务助理是无法解除到的，业务经理级别的就可以看到公司的业务名单，当然大客户名单除外。”这形成了奠定二级市场的业务网络。

在这种网络之上，还有众多的“衍生品”。业务员可以帮助艺术家、艺术机构做价格。艺术家作品的价格应该是市场供需决定的，但在中国掺入了太多的人为因素。艺术家、藏家或艺术机构通过自买自卖、拔高价格的方式，在公开平台交易，达成真实成交的假象。虽然短期内会有一些损失，但在以后交易中可以提高价格来提到补偿。在我国，公开的艺术品交易平台有限，拍卖可能是仅有的几种方式之一。

这其中，缺少不了业务员的参与，他们把要做价格的作品加入公司拍品中。对这些作品，一般业务员对外会按照规定正常收取佣金，而在公司内部他们会尽力压低佣金，这块差额就是他们的所得。为了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们会规定作品的最低成交价格，“大的拍卖行在50万左右，小拍卖行在20万左右。”

刘超(化名)刚完成了一笔操作。他打电话给某拍卖行业务员，说有一件东西要上拍，“告诉他一定会卖掉，这其实是某种暗示，大家心知肚明，也不挑破。”这件 拍品价格在10万左右，对方告诉他需要缴纳2万元的保证金，“这个钱是做个抵押，保证一定要成交。”最终这件拍品以20万成交，刘超缴纳了买家15﹪和卖 家6﹪的佣金。这21﹪的佣金中，业务员拿到了成交额的7﹪-8﹪，也就是3万元左右。

私下交易也是业务网络的另一衍生品。拍卖虽 然是一种公开交易平台，但并非所有人都喜欢公开，譬如官员。有数据显示，在中国90﹪的交易都是私下进行的，在拍卖行、画廊等公开交易平台上进行的仅占一 成。而且，在很多人眼中，拍卖行并非最有效的交易平台。“拍卖只有春秋大拍和四季小拍，并非任何时间都举行。第二，拍卖行的交易成本太高，买卖都需要交纳 15﹪的佣金，虽然现实中可以打一些折扣，但也非常高；第三，拍卖结束的回款速度太慢，一般在半年左右，甚至拒付，风险太大。”业务员秦女士说。

所以，私下交易也成为非常便捷的方式。业务员的工作就是征集作品，维护、拓展客户，所以手上有很多藏家、买家资源，“客户名单是共享的，当然也分等级，业务助理是无法解除到的，业务经理级别的就可以看到公司的业务名单，当然大客户名单除外。”

当业务员得知这些客户有需求时，他们就会联系自己手上的相关客户，“如果能够自己找到买家或卖家，一般自己联系交易，不通过公司，佣金一般在10﹪左右。如果无法完成交易，再把这些作品拿到公司进行拍卖。”

现在，各拍卖公司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业务员的这种做法对于维护和拓展客户有一定益处，拍卖公司也采取了默认或放纵的态度。某拍卖公司 老总说：“这方面的情况我当然了解，但是员工做我不反对。我说你们能给自己卖200万才好呢？这说明你的眼光提高了，对艺术品市场、公司、本人都是好的。如果他一年能卖200万的东西，说明这个人肯定是有眼光的。这样的行为对公司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藏家对自己的东西有信心，就不会那么卖。”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这没什么可说的，大家都在这么做。”

业务员主导了二级市场地上、地下的交易，成为了“关键先生”。

“泄假通道”——拍卖行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套在业务身上也合适。造假者也开始渗透业务员，成为他们的主攻对象之一。张力每天都要应对大量的“造假”经销商，“他们的邮件、短信、微博、威信、电话已经把我的生活包围。”

与此同时，在业绩方面的压力也同样沉重。在具体征集过程中，得到重量级的真品当然是每个业务员最理想的，但现在却变得越来越难。

与此同时，业务员的业绩并没有因此而降低，反而有增加的趋势。“这几年艺术市场低迷，但我们的业务量却有所加大，从最初的500万，增加到现在的1000万，所以我们面对的压力特别大。”李然说。

而另一方面，则是艺术“礼品市场”的火爆和巨大的市场需求，“我们需要找东西去满足这些需求，当真的找不到时，仿品也无所谓。” 他们在面对赝品时，有种特殊的“情感”，“我们并不痛恨赝品，我们痛恨的地摊货”。而对于作品真伪，他们有自己的理解，“真假不重要，赝品也能拍出去，有 人就想买假货在家摆着玩儿。品相不好的真品还不如品相好的赝品，因为后者能够交易，这是我们的终极目的。”

而法律的漏洞，则为他们扫清了最后的禁忌。“拍卖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拍卖人只要在拍前声明不保证拍品真伪，便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常年收藏的李先生说，最初这条法规维护拍卖公司的运行，现在却成为他们知假拍假、虚假拍卖的“挡箭牌”，每当他们遭遇打假或维权时候，他们就会搬出这把“尚方宝剑”。

“国外法律，明确禁止拍卖行人员从所在拍卖行买卖东西，这是底线。”同时，虽然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但有不成文的行规，拍卖行从业人员的亲属也要遵从避让原则，避免自买自卖。

显然，在学习拍卖时候，国内进行了“中国式”演进。拍卖法第二十二和二十三条规定，拍卖人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竞买人的身份参与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并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拍卖人不得在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中拍卖自己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

法律对两种行为做出了禁止，“禁止拍卖人和自己的工作人员在拍卖中买东西；第二个禁止，禁止拍卖人在自己组织的拍卖中卖东西，但是这个并不指向工作人员。”长期研究拍卖法规的王凤海[微博]说。

虽然做出了规定，但在具体执行中因为取证困难，所以很难查处。同时，也可以通过变通方式，绕过法律，参与拍卖，“业务员可以通过注册公司或其他形式，以公司形式来参与拍卖，这在法律上都上允许的，其实他们就是钻法律的空子。”

业务员被扩大的权利边界，让＂老鼠仓＂成为赝品冲击的漏洞。虽然做出了规定，但在具体执行中因为取证困难，所以很难查处。同时，也可以通过变通方式，绕过 法律，参与拍卖，“业务员可以通过注册公司或其他形式，以公司形式来参与拍卖，这在法律上都上允许的，其实他们就是钻法律的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