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中国嘉德[微博]2013春拍创出今春油画板块首个高价，吴作人作品《战地黄花分外香》经过二十余轮竞价以8050万元成交。画家取毛泽东《采桑子·重阳》词意创作此画。联想到去年春拍，李可染山水画《万山红遍》以超过2.9325亿元的价格成交，这件作品也取意于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

连续两年春拍，都被归入“红色经典”的画作引爆拍场。莫非染“红”便有人气，就能拍出好的价钱？在令人热血沸腾的数字背后，是否也有艺术价值在支撑？

所谓“红色经典”，是指创作于1949年至1979年之间，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反映中国革命历史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作品，因此也被称作“新中国美术经典”。“既然是美术经典，首先是艺术价值，然后才谈得上历史价值，以及附属的收藏价值。”年逾八旬的新中国第一代画家侯一民掷地有声。

《万山红遍》：最贵“红色经典”贵在革新

美术史上，一位画家只要有一件作品在史上留名，就足以奠定他的艺术地位。言及“新中国经典美术”，傅抱石、李可染、钱松喦三位艺术大师尤为突出。雅昌艺术指数提供的一份排行榜显示，傅抱石、李可染上拍作品成交价居于首位的，都是新中国时期创作的“红色经典”，后者的《万山红遍》至今仍保持着最贵“红色经典”的头衔。

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公司执行董事赵旭至今还清楚记得一年前拍卖《万山红遍》时的全过程——拍卖师给出一亿八千万元的起拍价后，大约半分钟就有人应价，再过十几秒，就越过了两亿元关口，经过三分半钟的争夺，最终以超过2.93亿元的价格成交。

“我想，可染是不太愿意谈自己作品价钱的。”年逾九旬的邹佩珠更习惯称呼先夫为“可染”，早在2009年，她就和几个子女一起向北京画院捐赠了百余件李可染画作。“可染终其一生，都在追求‘为祖国山河立传’，以这种方式留存他的作品，我想也是他的意愿。”据了解，李可染共创作7件《万山红遍》。其中，三平尺左右的两件分别于1999年和2000年以400万元和500万元拍出，另有两件较大者分别藏于中国美术馆和北京画院，而保利拍出的那件接近十平尺。

邹佩珠回忆说，当年画坛，表现毛泽东诗词意境的热情很高，但尝试“万山红遍”这一题材者寥寥无几。“单说‘红遍’，历来山水画都以淡雅为多，红色只做点缀，这就是个大难题。”在她的印象里，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流行现实主义创作，更接近写实的油画发展势头很好，而中国画却遭致非议，认为它跟不上时代。“可染很着急，他放下人物画研究，以山水画作为突破口，要探出一条新路子。”邹佩珠介绍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50多岁的李可染先后四次进行了长时间、大范围的游历写生。

说来也巧，1961年至1962年间，李可染偶然得到了从故宫[微博]流出的大约半斤重的乾隆朱砂。正在广东从化温泉疗养的李可染，当即创作出两幅《万山红遍》，回到北京西山的八大处后，他又就同一题材创作出数幅。画中风景，不同其以往任何一幅山水写生，带有浓厚的理想化诗意色彩。“当年那批画家，在遇到中意的题材后，往往会接连画上好几幅，也是对艺术精益求精。”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梁江介绍说，虽然捐赠给馆内的那幅尺寸不大，但确属精品，从中能感受到阔大景象与寓于其中的激情。

去年9月，中国美术馆举办“苏立文与20世纪中国美术”学术研究展，96岁的牛津大学中国艺术史教授迈克·苏立文坦陈，在20世纪中国画家中，艺术生涯、美学理念及产生影响，能概括艺术主流者当推李可染。他认为，李可染是一位将中国画语言的变革作为其长远目标的艺术家。

“可染常说，写生不同于看，唯有写生能实现艺术源于生活的目的。”邹佩珠说，“有人反对学习别人的画，认为这样没出息，但可染跟随白石老人学了10年。”她说，李可染特别在乎“真传”，在他看来，若要学习中国画传统，必须直接学习，而不是看书作画。“现在的人总爱讲创新，却少了一步一步的脚踏实地。”

《延安火炬》：情感记忆是重要市场推手

《万山红遍》是山水画，《延安火炬》是油画；李可染是名声斐然的老一辈，蔡亮则是新中国培养的新一代。不过，二人的很多作品同属“新中国美术经典”。而这类作品最为美术史论家刘曦林所看重的，是创作者创作时的思想面貌、精神状态以及作品折射出的社会现实，都直观体现在作品里。在他看来蔡亮的《延安火炬》、《贫农的儿子》都是这一时期艺术的典型之作。

“我欣赏他的不仅是素描技巧，还有他对所描绘的人和事的内在情感和体验，这才是艺术的生命所在。”着名美术评论家殷双喜曾用数年时间整理出蔡亮由北京到陕北落户的二十年经历。在他看来，正是在与陕北农民朝夕相处的日子里，蔡亮获得了对底层人民生活与精神状态的认知，这成为他此后创作的最为生动的生活源泉。

蔡亮、朱乃正和袁运生、汪志杰并称上世纪50年代中央美院“油画四才子”，而蔡亮还有一个称号，“新中国职业革命历史画家”，原因就在于，他曾先后参与了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以及上世纪70年代这两次大规模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

说到油画《延安火炬》，这里面还有些曲折的故事。原来，1959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微博]前身)落成时，馆内需要陈列大量历史画卷，着名国画家石鲁受命承担两幅命题画，一为《转战陕北》，一为《庆祝抗战胜利》。后来，他将《庆祝抗战胜利》标题初拟为《胜利的夜晚》。而他认为，庆祝场面中火炬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油画显然比中国画更适宜表现。于是，他将这一构想交给了尚不到30岁的蔡亮。蔡亮在1960年完成了这件作品，并取名《延安火炬》。

“细节是最能展现温暖的。”殷双喜分析称，同为表现抗战胜利的大喜日子，蔡亮将关注点放在平凡的陕北农民身上，而更为绝妙的是，画作里一位抱孩子的大嫂，神情自若地与一旁的八路军女战士拉起了家常。“参与主题性创作，并不代表简单从命。真情实感的投入完全可以将他人要我作，化为主动性的我要作。”他以画中跑在最前面小男孩举例，“少年、欢乐，这都是他流露出来的对未来的希望，情感内敛且明快。”

以推出“红色经典”见长的北京华辰，曾在2005年秋拍时以330万元成交了名噪一时的油画《毛主席视察农机馆》。公司董事长甘学军[微博]认为，“红色经典”之所以走俏，除了存量稀少外，情感记忆也是重要推手。这类作品“足以让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联想起那时的情景。”他分析说，如今活跃于拍场的实力买家，大都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全都经历过与“新中国经典美术”相重叠的那段历史。“与《万山红遍》相比，《延安火炬》更可以视为向那些逝去的青春岁月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