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一家拍卖公司日前宣布，将于6月22日在北京举办一场钱钟书书信、手稿的专场拍卖会，集中拍卖钱钟书的66封书信、《也是集》手稿、12封夫人杨绛的书信和《干校六记》手稿以及6封女儿的书信。这些信件主要是钱钟书上世纪80年代与时任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书信往来。由于书信内容涉及个人隐私，年过百岁的杨绛对此强烈反对，并发出三点声明，称若拍卖如期进行，将亲自上法庭维权。

杨绛很生气，后果可能不严重。这是更让人生气的事情。

对于杨绛先生，书信、手稿拍卖是在侵犯她及家人的着作权和隐私权，而对于拍卖公司及委托人，似乎也可以从书信的所有权方面为自己寻找法律解释。有法律人士已经指出，如果书信不公开内容，只是转让所有权，法理上行得通。也就是说，法律也许不会给杨绛先生想要的“公道”，因为法律只是道德的底线，解决不了所有的道德问题。

透过法律争议，终究逃不过一个“利”字。在声明中，杨绛先生欲言又止，尚不肯说得太直白，将这层脸面撕破。熙熙攘攘，利来利往，利润达到百分之二三百，就要像马克思说的，敢于践踏人间的一切真情和法律。近些年来，名人书信手稿的拍卖价格扶摇直上，成为收藏的热点。钱钟书这样一个学问大家，十足的历史名人，拎出来消费，买单的人自然是趋之若鹜。在那些将市场经济庸俗化的人看来，既然在合法性上能够自圆其说，那么交易就没什么不对。杨绛先生再生气，不能把自己下大狱，也不能让自己蚀把米，相反这一生气，关注度还上来了。

当然，重要历史人物的书信本身就已是历史研究的对象。研究历史人物的日记和书信，已是治学的重要途径。但是，伊人尚在，未加征询就擅自将书信拍卖，你要说是为学不为财就过于可笑了。

凡事不争的杨绛先生之所以动气，应是在她看来，这件事已突破道德底线，“人情似纸张张薄”。正如她在声明中的提笔疾书：“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怎么可以公开拍卖？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可是，拍卖的事情一经做出，摆明了就是无所谓友谊不友谊了，能套现的友谊或许才是最重要的。再怎么进行道德谴责，再怎么晓理动情，也只是受害者的自说自话了。“三观”已经分道扬镳了，还会在乎舆论的唾沫吗？唾面自干就是了。

英国作家毛姆在《刀锋》的扉页上写道，一把刀的刀锋是不容易越过的，因此智者说，解救之道是困难的。市场经济同时也是法治经济和道德经济，如果人心、人情、人性出了问题，市场经济也是闪着寒光的刀锋，不容易越过，更容易划着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