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声明

近来传出某公司很快要拍卖钱锺书、我以及钱瑗私人书信一事，媒体和朋友很关心我，纷纷询问，我以为有必要表明态度，现郑重声明如下：

一、此事让我很受伤害，极为震惊。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本是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怎么可以公开拍卖？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年逾百岁的我，思想上完全无法接受。

二、对于我们私人书信被拍卖一事，在此明确表态，我坚决反对！希望有关人士和拍卖公司尊重法律，尊重他人权利，立即停止侵权，不得举行有关研讨会和拍卖。否则我会亲自走向法庭，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权利。

三、现代社会大讲法治，但法治不是口号，我希望有关部门切实履行职责，维护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这一基本人权。我作为普通公民，对公民良心、社会正义和国家法治，充满期待。

最近几日，102岁的钱锺书夫人杨绛既生气又不解。动怒的原因，在于得悉北京一家拍卖公司将拍卖一批藏品，包括多封钱锺书书信、《也是集》手稿，多封她自己的书信、《干校六记》手稿以及女儿钱瑗的多封书信等，主体是钱锺书上世纪80年代与时任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往来书信，涉及不少对历史和学人的评判。在杨绛看来，此事非常不妥，通信是私人之间的事，为何要公开？又怎能拿来拍卖？

5月26日，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的民法、知识产权法和宪法领域的权威法律专家，就此事件进行研讨。专家们认为，未经作者同意，拍卖私人信件严重侵害作者及他人的隐私权和着作权，违反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应当依法禁止。

所有权

私人信件性质特殊，即便拥有所有权，其处理方式也应受限

据了解，在杨绛提出质疑后，李国强表示，那批信和手稿他已转让给一位朋友，并不是他本人拿到拍卖行的。

对于信件持有者是否有权将信件拿去拍卖，有人认为持有者有处置信件的权利。持反对观点者则认为，信件属于个人隐私，不经本人允许不能公开，更不能以此牟利。

对此，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申卫星解释，名人信件上负载有多种权利。一种是物质体现，即纸张的所有权，另外就是纸张上所负载的着作权以及纸上信息的隐私权。而着作权又包括两种，一种是信件本身作品的着作权，一种是信件中，两位先生的书法作品的着作权。“表面上只是一封信的问题，实际上有着复杂的权利负载，必须慎重考虑。”

而从物权角度，申卫星如此阐述：“至于信件的所有权是否发生转移，是可以讨论的。我写信给你，是出于沟通和交流的方便，并不一定意味着信件所有权的转移。另外，即便信件所有权转移了，由于信件本身的自然属性，是私人之间沟通的工具，具有很强的私密性，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这种情况下收信人对于信件的处理，即便拥有所有权，也不能随意处理这些信件，其处理方式应受到一定的限制。”

申卫星强调，“限制体现在三个原则，一是不能违背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因为信件不同于给一本书和一支钢笔，体现了发信人对收信人的个人信赖；二是不能侵犯发信人的权益，包括信中披露的个人的比较私密的东西；三是不能侵犯他人的权益，如果涉及第三人，也应受到限制。”

着作权

拍卖过程将信件公开、复制、宣传，已侵害书信作者合法权益

拍卖公司的行为是否侵犯到信件作者的着作权？记者了解到，目前也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拍卖只是物权转移，不牵涉版权变更，因此不违反着作权。既然收件人拥有信件的所有权，那么，拍卖虽然不妥，却不违法。

不过，与会专家表示，拍卖私人信件侵害了书信作者的着作权。书信的着作权，包括发表权、复制权、发行权等，属于书信作者，不因信件所有权的转移而转移。

“从信件的文字作品角度看，信件为私人信件，只是写给对方看，没有期待将来被公开，在拍卖的过程中，或在拍卖之后，导致信件的内容被公开，就侵害了作者对文字作品享有的发表权。”清华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崔国斌说，“从信件的书法作品角度看，美术作品享有展览权与发表权。如果是已经公开发表的作品，持有信件的所有人可以将其公开，但如果不是已公开发表过的，信件持有者的行为就应该受到限制。”

“此外还存在复制权被侵害的问题。”北大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杨明认为，“拍卖公司在拍卖过程中，往往会出于宣传推广的需要，制作光盘以及宣传资料。如果光盘的制作涉及信件的复制，显然需要征得着作权人的同意，否则，就侵害到复制权，如果作品是未曾发表过的，还会侵害作者的发表权。因此，即便在拍卖实际开始之前，就已经构成了侵犯着作权的行为。”

“在整个拍卖过程中，将信件公开或部分公开、复制、宣传，这已经是一种发行行为，已构成了对权利人发表权的损害。”杨明说。

隐私权

未经作者同意拍卖私信，泄露公民隐私，作者有权制止侵权行为

在与会专家看来，私人信件本质上是个人之间基于相互信任进行的私密通讯，涉及作者和他人的隐私，拍卖私人信件侵害了作者的隐私权。

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指出，依据《宪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公民的通信秘密是我国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而《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也明确规定，侵害他人的隐私权，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未经作者同意拍卖私人信件，势必泄露公民的隐私，书信作者有权采取措施，制止侵权行为的发生。

对于此前媒体报道中所谓“信件内容不损害钱锺书声誉”的说法，申卫星表示，“信件中包含大量钱先生、杨先生与李国强沟通的个人信息，包括钱锺书、杨绛本人的信息，以及对别人的看法的信息，信息无所谓好的或者是不好的，只要是没有公开的，本人又没有公开意愿的话，就构成侵犯隐私的行为。”

“在香港，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更加严密，从未听说过拍卖私人信件的。什么都可以拍卖，但隐私是不可以拍卖的。”王振民说，“如果允许这种侵权行为的发生，而不加以制止，将发出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在中国，他人可以随意侵害其他公民非常私密的个人信件及其隐私！这必将摧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关系。法律必须向全社会发出强有力的指引，引导公民在行使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能损害其他公民合法的权利。”

紧箍咒

商家逾越“红线”源自利益驱动，亟待全社会提升法律意识

据介绍，很多国家都通过立法和司法严格保护书信作者的隐私权、着作权和通讯秘密权，以扞卫法律的权威，维护正常的社会交往秩序和道德价值观。此前曾有过法国密特朗总统的私人信件被出版一事，密特朗夫人到法院申请禁制令，后法院认为私人信件未经作者同意，不得出版。“在侵权发生前，可以向法院申请禁制令，侵权发生后，可以向法院要求永久性的禁止侵害。”崔国斌说。

很多专家表示，在隐私权的保护上，我国从宪法到民法都非常清楚，但薄弱的是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此次事件，看起来是两位先生遭遇侵权，深层次看，是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遭到破坏，是法律尊严和法律权威没有得到扞卫与尊重。”

一些商家并不是不知法律的相关界定，而是明明看到法律“红线”在前，还要试着闯一闯。这既体现出法律的权威亟待树立，也暴露出巨大经济利益的驱动。“如果违背法律制度的商业行为发生后，商家受到的经济处罚低于商业利益，商家就会‘闯红灯’。”有专家直言。

“个人隐私权属于基本人权，既是民事权利，也是宪法保护的权利。”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民法学研究会会长王利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