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法发挥稳健，最不容易受到大环境影响。匡时今年春拍推出的古代书法依然实力雄厚，不乏传承有序、来源可靠的精品，可谓名家迭出，精品汇聚。张瑞图、祝允明、王铎、董其昌等都有风标独异的作品汇集春拍，逐本溯源，深入堂奥。

作为明代中期“吴门书派”的代表祝允明，此次春拍有其《草书<蚕衣>五篇》手卷现身。此卷书于嘉靖改元(1522年)，祝允明时年六十三岁，人书俱老。据祝允明自述，这篇《蚕衣》文章作于1488年，时年二十九岁。这篇文章被收录于明顾元庆嘉靖年间大石山房刻本《顾氏明朝四十家小说》中。此卷为清代金俊明、英和、缪颂、严群递藏，1946年又为严群在北平购得。

王铎《草书临王筠帖》作于1646年，时年五十五岁，王铎受命以原官礼部尚书管弘文院学士事，充明史副总裁。这件法帖有《中国书法全集·62王铎》、《王铎书法全集》、《王铎书法·条幅篇》、《王铎墨迹大观》等十个权威出版。王铎《行书致文侯语》为入清后之作品，不同于王铎的临古帖作品与书写自作诗，这件为送行赠言。此作曾参加2003年10月14至19日在日本东京中央美术馆举办的“中国明清书画展”，并出版于《中国明清书画展》。

王铎四十八岁时所书《临王徽之帖》曾旅日展览，出版于日本二玄社纪念册、日本艺术新闻社1982及1992年《墨》杂志等权威出版，多达五次，并被着录于《王铎年谱》。全书笔走龙蛇，一气呵成，纵横奇崛，呈现出憾人心魄之磅礴力量。

张瑞图《草书言志书卷》，是张瑞图在天启年间返乡期间隐逸之志的体现，在天启四年(1624)，由于阉党和东林党之间的斗争越发激烈，张瑞图再一次告假还乡，居住在东湖之滨。直到次年的十一月升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世府事，并充《实录》副总裁。此次秋拍的另外一件手卷《后赤壁赋》也作于此段时间。另外两件《草书轴》虽不落年款，但用笔方硬，章法奇崛，更是张瑞图大字的精品之作。张瑞图《草书后赤壁赋》原为武汉文物商店旧藏，着录于《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十八册。天启四年(1624)，张瑞图再一次告假还乡，居住在东湖之滨。直到次年十一月升为礼部右侍郎，这件《草书后赤壁赋》作于东湖曦发轩，正是张瑞图隐逸之志的体现。

倪元璐人格之高洁正义尤为后人推崇。《临十七帖》为王澍旧藏并题跋，点画刚劲爽利，撑持有骨，笔迹苍劲浑厚，跌宕顿挫，中锋与侧锋并用，乃倪氏书法风格成熟时期所作。倪元璐草书后段释文为翰林院编修秦道然书，王澍又在基础上补正附注。可谓是三人翰墨精华集于一身。

董其昌《楷书心经》由周寿昌、蒋汝藻、林宗远递藏。有民国艺苑真赏社珂罗版单行本《明董思翁书多心经真迹》的出版。另一件《仿米南宫书王维诗》为王世杰旧藏，并出版于1967年的《艺苑遗珍》，全篇取法米芾，俊逸潇洒，古劲藏锋，得天然之趣。两件作品以不同书体阐释董氏风神。

明兵部尚书熊廷弼《七恸歌》卷作于天启五年(1625)，熊廷弼被阉党诬陷贿赂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先是革职查办，然后下狱待审。狱中的熊廷弼思绪万千，悲痛至极，提笔写下哭别“父母、老姊、老妻、爱妾、娇儿、爱女以及我身”的《七恸歌》，书体与文体相统一，颇有惊天地泣鬼神之功力。

松下清斋本《宋拓化度寺碑》为明王世贞旧藏《宋拓化度寺碑》之一种，存二百二十七字，入清经王文治婿陆恭、金石学家李宗瀚递藏，后有明陆深，胡缵宗，清刘墉、王文治、翁方纲、顾莼等题记。刘墉以北宋荣咨道的典故来讲此碑的重要，“化度寺碑精能之至，非近所有，而学之书必大进”，翁方纲认为“实是唐石真本”。可谓中语。

赵之谦在赴京参加恩科会试时为军机大臣、太子太保祁寯藻所作朱丝栏四条屏《楷书<新论>》，出版于多部赵之谦着作集，可谓四十以前难得的佳制。赵之谦自三十五岁专攻北碑，用力颇勤，涉猎极广，成为清代第一位在书法诸体上真正全面学碑的典范。此幅作品点画方俊、书风刚柔并济，以一管柔毫来表现刀刻的笔画形态，充分表现出碑学书法的独特神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