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桥下的“志书王”

起初，崔春生经营的书，仅限于个人喜爱的文学类。然而，这一类书籍竞争太激烈。多方打听，他获悉“地方志书”好卖，各种版本的县志村志收藏价值高，便决定以收此类书籍为主。志书的收集地域跨度大，崔春生经常让父亲看摊，自己一个人辗转于四川、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的大小县市中去“淘”书。

作为一个外来的收书人，经常会受到当地书商的排挤，风雨奔波中，崔春生尝尽了人情冷暖。记得有一次在西北的一个城市，眼看着一大堆好志书要转让，可任他怎么和售书的老人商量，人家就是不卖给他，甚至都懒得搭理他这个土里土气的收书人。后来，他只得花钱请来一个当地人帮忙周旋，拿下来的书价，要比当地人高出许多。

不仅到外面淘书，崔春生还时不时到太原各个同行书摊上转悠，以期有意外收获。一次，在太原南宫市场，一北京口音的人与一旧书摊主讨价还价。他过去一看，是一本民国出版的《山西统计年编》。“山西的方志得留在山西，山西人连山西的方志都留不住，岂不让人说笑!”他当下与同行私谈，以更高的价钱买下。崔春生的志书逐渐多了起来，在五一路人行天桥下，他成为了地方志书最多的卖家。

生意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好做，辛苦收来的志书，却在价格上缺乏优势，卖得贵了没人买;贱了，连本钱都得搭上。不景气的书摊生意，难以支撑高额的仓库费用和生活开支，崔春生和父亲，终于熬不住了。

2002年，崔春生“败走麦城”，他带着苦苦积攒下来的三万册旧书，回到老家曲沃望降村。

废品站的“救赎者”

回到家乡，崔春生除了在县城摆摊外，还在互联网上开起了一家名叫“好地方”的网络书店，希望以此贴补家用，扩大销路。网店的生意也很清淡，每个月平均也就销售十几本，有时，一个月也不开张。

窘境依然。但他还是保持着外出收书的习惯，只不过范围缩小了很多。侯马曲沃的一些废品收购站和造纸企业，常会出现他的身影。看着一车车的旧书被当成垃圾扔进废品收购站，再回笼造纸厂，他心里总有说不出的难受。他甚至在废品站里守候，看到有人将旧书当废纸来卖，他就使劲劝阻，全盘高价买下。为了能多买一本书，他戒了烟，为了买书，他从来不舍得在外面吃一碗面，买一件衣服。即便如此，还是入不敷出。

到后来，他只能举债买书。2008年的一天，一个捡破烂的老人拉着上百本旧书来到收购站，崔春生上去一一翻阅，这批书中有解放初期出版的《三国演义》，还有不少国内外名着。翻毕，他爱不释手。一问价钱，要5000元，这可是笔大数目。权衡再三，他还是决定要买下来。回村借到了钱，他将其买了下来，堆放在租来的书房墙根之下。在对旧书的拯救中，崔春生的身份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从一个地摊书商转变为旧书收藏者。

崔春生的藏书大增，如今总量已达十万册之多。他也因而欠下了几万元外债，日子过得更加紧巴。妻子忙完农事，闲下来还得给别人做些衣服贴补家用。女儿和儿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一个月闻不到荤腥。

崔春生不爱说话，满心对家人的愧疚，却因心中那点可怜的自尊而难以启口。一天下来，家人也很少愿意和他说上几句话。

采访中，记者明显感觉到，只要妻子站在身边，崔春生就会沉默下来，低头不语。生活的艰难，使他越来越不愿在妻子面前多提“藏书”二字。在村子里，崔春生的“藏书”是不务正业，是“买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