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枚印制于文革时期、面值人民币8分的邮票。谁也没有料到，在“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正式发行半天就被取消发行，因为存世不足10枚，又有着众说纷纭的错误，意外地成为中国邮票中最珍贵的邮票之一。豪不夸张地说，如果你现在拥有一张“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就相当于拥有了一套别墅。今年1月香港举办的2010最大型中国邮票拍卖会上，一枚“大一片红”以368万港元打破中国单张邮票拍卖最高价纪录。

“全国国山河一片红”堪称是最传奇的一套邮票，发行半天因为一位地图出版社的职工发现重大问题被取消发行。41年后，邮票的检举者和邮票的设计者首度会面，年逾古稀的两个老人在2009年岁末第一次握手，没有怨恨，只有感慨，他们道出了这套承载“历史误会”作品背后的故事。

设计者万维生——

出人意料的是，作为邮票设计者的万维生和最早拥有者的邮票检举者陈潮如今都没有这枚“豪票”。万维生笑称自己从不集邮，陈潮则说，当时谁也不会做那样的事情。今年78岁的万维生祖籍泉州，1955年从东北美术专科学校(后改名鲁迅美术学院)绘画系毕业后，被分配到邮电部邮票发行局从事邮票设计。他说，“一片红”是他知名度最高的作品，但并非代表作，之后创作的以天鹅为主的系列邮票，才是他最得意的邮品。万维生回忆说，1968年9月“文革”期间，内地所有省市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为庆祝这一事件，准备发行1枚“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那时，万维生的工作地点在长安街，每天都能目睹到欢庆场面，设计相对容易。从今天角度看，那都是程式化的设计。

“一片红”共设计了三样：第一样稿为60×40厘米，有毛主席像。当时组织程序全打乱了，没有备案制度，设计完交给军代表，也不知道最终谁来拍板，只知道是“上面指示”，军代表口头传达给我们，送审时间很长。第一样被否定，因为画面上不允许出现毛主席像，怕盖邮戳不方便;二样稿把上面的毛主席像换成中国地图，军代表觉得问题不大，就让先制版，印了样张，一通过就开印，以节省时间，这就是后来俗称的“大一片红”;二样稿审了一周，又被否定，批了“贪大求全”四个字，万维生想，可能是因为画面人物多，邮票尺幅大，他用两天时间画了新稿，画面缩小为30×40厘米，1968年11月25日，这套邮票在北京发行，但半天后宣布收回，之后被集邮界叫作“小一片红”。很多人说“一片红”收回是因为台湾没画成红色。万维生说：其实收回原因是没画出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当时许多邮电局被“造反派”把持，不知道邮票要按规定时间发行，所以少量“小一片红”提前发售。我一直没重视这套邮票，毕竟只画了两天，“大一片红”我还画了几个星期。

万维生解释，当时台湾并未随大陆各省份一样成立“革命委员会”，因此在色彩上采取了不同的着色方法，而邮票被回收的真正原因，是当时所依据的地图版本有误，致使他创作出邮票上的图案不如地图准确。随后万维生和单位全体职工都被下放到了农村。

当年发现“一片红”错误的人，曾任中国地图出版社的副总编辑陈潮对史实作了再次确认。今年82岁的陈潮50余年来一直在中国地图出版社工作，负责地图检验，他还是个邮迷。关于“一片红”，他在1968年11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中午购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发现全国轮廓图有很多错误，即与生产组联系反映，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请其向有关单位反映，这是应尽的责任。陈潮回忆说，当时出版社的门外有个邮政亭，营业员赵树楠是他同乡。1968年11月23日中午，陈潮正从外边走进出版社大门，只听赵树楠叫：“老陈，来新邮票啦!”老陈接过邮票一看，上面有中国地图，觉得很新鲜，便买了几枚。陈潮把邮票拿回去仔细欣赏，突然发现邮票上全国地图轮廓不准确，尤其是中苏、中缅边境段，又没有南海诸岛。他猛地一惊，深知这是个很敏感的问题，立即向上级反映。陈潮回忆说：“11月24日下午，老赵气喘吁吁地跑到我的办公室说，这张邮票25日才发行，他提前卖给了我，若收不回去，可捅了大娄子了。二话没说，我把邮票如数退还给了老赵，当时心里很轻松，只觉得做了应该做的事。有人为我惋惜没留下一枚，当时谁也不会那样做。”

“大一片红”作为样票印刷过，并没有公开发行，据业界透露目前存世量只有4枚至5枚，已流通的仅3枚。

据集邮界介绍，目前“小一片红”存世的四方联只有3枚。2007年该票四方联已升值到11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