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史料收藏热中应有冷思考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抗日史料收藏热持续升温。但民间抗战收藏热的背后，还存在着一些隐忧，值得收藏者冷静思考一番。部分收藏者将抗战收藏理解得太狭隘。他们认为要收藏抗战史，就是收藏那些见证了当年侵华日军在中国“烧杀抢掠”的东西。但这不是我们收藏界抗战收藏的主题。用大量藏品来反映当年的中国人民是怎样抗击外来侵略，并最终取得了全民族的胜利，“胜利”这个主题可以让你的收藏内容变得更加丰富，也更有分量。收藏要有重点，还需精品意识。我们说抗战收藏，核心是在“抗”字上，即要以中国人民和军队的抗战历史作为收藏的重心。但现在有一部分收藏者却单一地选择了日本侵华罪证作为收藏重心，这就偏离了主题，偏离了当时的宏观背景，也使得收藏显得十分单薄。外电外媒还会把这种民间展览误会成“反日宣传”。在抗战收藏精品中，我们要抓重大战役、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以此为出发点有针对性地收藏，这样才能有所学、有所用。
收藏界缺精品 不缺“思想”
思想性、理论性，或者民间常说的“伟大意义”，这不是抗战收藏的主题。收藏要有重点，精品才是重点。最近几年，抗战收藏市场十分红火，其整体价格上涨了好几十倍，有些收藏者抱怨东西太贵了。我建议大家将有限的资金投入精品，收藏一两件精品要比收藏一大堆无足轻重的藏品有意义得多，它们也将大大提高你的收藏档次。而抗战精品无非是那些反映革命战争中重大历史事件、主要人物的艺术作品，它们具有较高的文物性、文献性和艺术性。在现代社会，大众是选择历史、文化的主体，他们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会仔细掂量作出取舍，标准并不是一些精英们制定的所谓“好”与“坏”、“高贵”与“低贱”，更不是思想性、理论性，而是他们内心对这些遗产的文化感应，是一种文化积淀。收藏界不缺思想性、理论性，缺的是精品。对于抗战收藏者而言，藏品背后的历史记忆和人生信仰更为珍贵，从收藏角度更理智、客观地理解中国抗战史是一种文化上的升华。2005年8月15日，“全国藏书家抗日文献巡回展”在山东济南展出7天，山东抗日根据地和台儿庄大战的出版物就是重点，如我参展的一件《大美画报》(1938年4月上海大美晚报社出品，8开影写版)印刷设计极为珍罕，以8开4版4折页联印的“血战台儿庄照片”为国内首次披露，尺幅竟达110cm x53cm 。展示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的抗日史实、抗日英烈的出版物和老照片、中美空军联合对日空战的美术品等才是一件顶一百件的精品。
日寇铁蹄下的北京文物
笔者珍藏一件油印本《1945年北京文物保存保管状态之调查报告》，所列被调查单位20余家，故宫、历史博物馆、古物陈列所、北图、北大、清华、燕京大学等重灾单位均详列细目，全文涉及北京文物20万件以上，是调查日寇掠夺北京文物的第一手史料。
《1945年北京文物保存保管状态之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1945年6月脱稿，油印，16开，华北综合调查所文化部调查，姚鉴执笔，竖排手写体蜡版刻印，68页，全文约6万字，图表多幅。执笔人姚鉴，号“姚芒子”，其父姚华(姚芒父)是民国时期着名画家、文物收藏家。“华北综合调查所”系日本占领北京时期“日本兴亚院”设立的文化侵略机构，所址在燕京大学(今北大)。其头目是日本人武田熙。武田熙是“中国通”，曾因盗运大尊“龙门石窟佛像”而臭名昭着。
《报告》分六章十二节。在调查缘起中就声言“友邦亲善”“东亚共荣”，实是为日蔻掠夺北京文物踩道探路。但调查者与日寇万万没有想到，《报告》付印两个月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北京文物免遭灭顶之灾。姚鉴承袭家传，对文物文献确有一番功夫。正所谓“外敌好御，家贼难防”。《报告》贼眼直盯北京文物“重器”所在，故宫、古物陈列所、历史博物馆、皇史宬是调查的重中之重。日寇对我国历代典籍、文物垂涎已久，金文甲骨、钟鼎蠡器、秦汉石刻、敦煌遗卷、唐人写经、宋元古本、《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佛道经文等调查之详，强盗之心昭然若揭。燕京哈佛大学在七七事变之后到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是美国在华财产，日军不便进入。但燕京大学图书馆珍藏的我国历代方志、舆图极为有名。帝国主义角逐中国古代文物文献的明争暗斗，此时变为“贼吃贼”。燕京大学图书馆中的珍籍善本，《报告》着录详之又详。
《报告》在详细记载北京各文博、文化、寺庙等单位典藏的细目时，也记载了许多单位、个人、团体拒绝提供详情和拒绝调查人员进入典藏密室的细节，这从侧面反映出那些热爱祖国文物、痛恨日寇文化掠夺的普通北京民众及宗教僧侣们的爱国之心。
“空白点”才是关键
在观念上和方法上，抗战收藏还存在着诸多误区。抗战收藏不是全面的收藏，一个人就算是倾其所有也不可能收全。因此，抗战收藏要有重点，万不可囫囵吞枣。在收藏中，民间抗战收藏者要学会拾遗补缺。这就需要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了解国家博物馆、档案馆的馆藏情况，从中发现“空白点”，然后有意识地去填补它们。这种方法会让你的收藏更有价值。如我在收藏过程中，发现邓小平同志在抗战初期的宣传资料非常少，有关邓小平1938年5月以前的文物，国家相关部门的收藏也不足20件，不能反映邓小平青少年时期鲜为人知的历史，在学术研究上也是一个空白。这就给收藏者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间。后来，我在收藏市场上看到了一本1937年10月上海出版的《战时画报》，内有一篇《第八路军重要将领群聚山西》的文章，其中就有中英文配照片的邓小平同志的介绍，他当时是“第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虽然价格很高，但该画报正好填补了国家馆藏的一个空白，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
许多抗战收藏者都想将自己的藏品展示出来，还有许多文博单位也欢迎收藏者进馆办展。对于这种难得的机会，收藏者更要精心策划，要让展览成为展示藏家风采的平台。首先藏品要精心挑选。要挑选那些有代表性的、有文物性的藏品，而不能什么都拿去参加展览。其次要研究受众的心理，要有一个准确的受众定位。不同的定位，展示的内容和方法是不同的。比如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收藏委员会2005年主办的“全国藏书家抗日文献巡回展”就定位在对青少年的历史教育上。我们在布展时强调了藏品的艺术性和视觉冲击力。所以，不同的参观者需要不同的展示风采和特色。把展览办在家里，也要有专业性、主题性。家庭收藏展藏品不可扎堆儿展，否则会大大削弱展示的效果。当你的展品不太丰富，但又想展示时，你可以考虑采取联合办展或跨门类展览的形式。比如说你是收藏书报刊的，由于年代的原因，书报刊一般给人脏、乱、破的印象，展示的效果不会太好。这时候，如果你和几个玩瓷器的、玩像章的收藏者联合办展，就会让展览的内容更加丰富，而且更具有观赏性。如2009年9月27日至10月10日，我在北京西城区文化中心举办展览。120幅抗战将领风采老照片由离休老将军赵勇田(原总参文化部副部长)拍摄和收藏，全都是后来1955年至1965年我军的元帅和将军的珍贵照片。这就提高了展览的档次，观众中就会来许多军队高级将领。赵勇田将军拍摄的毛主席1957年迎接伏洛西诺夫元帅时群众夹道欢迎场面老照片就是首次披露。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原国防部部长迟浩田亲临我们的展览现场，为北京西城区文化中心题词。
主题、策划、宣展
主题、策划、布展都非常重要，还有一点值得重视的是宣传。与媒体合作或是媒体上门采访，那是件好事，但这时作为一个参与者，你在为自己的抗战藏品做宣传的同时一定要注意您的受众可能是内行。内行看门道，文物性、艺术性、文献史料性和藏品背后的故事就是关键了。媒体是把双刃剑，说不好可能贻笑大方。有些藏品虽然展示性不强，但却有研究价值，价格就低，我最看中这类藏品，反而可以以一当十。多看博物馆或纪念馆展览，看它们有什么精品，缺少什么藏品，你才能在选题上制胜。多参加民间的专业性活动如读书会、展览、座谈会等，信息同样重要。有取舍才有精品，有专题才能精益求精。藏就藏个我有你没有，藏就藏个连国家都没有。抗战收藏想要出成绩，只有藏两头：1840年以来，凡非官方的、时代特征明显、有反叛色彩、属查禁范围的；另一头就是现代物品中的稀见品种，特别是各大博物馆或纪念馆未收的精品……我个人只能选后者，工薪阶层的爱好者也只能选后者。选中间的朋友风险最大，北京人说的土话叫：四六不靠儿。
如我多次参展的一件《天津至保定预修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日文，机密，1936年侵华日军油印)，内收大量当年天津至保定沿线经济统计图表十余幅，史料价值极高。而60年后的今天，天津至保定铁路破土动工，保定市文史部门就特别重视这件史料。又如：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沦陷区经济侵略的重要实证材料《民国三十一年四月十日第五次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化社员厂总会报告书》，材料中有四张这次天津大会的会场照片，还有出席这次会议的日本天津陆军特务机关藤本章一；天津日本总领事馆副领事折签义光；以及所谓兴亚院华北联络部经济第二局的杉山干三；华北伪政权方面出席的有天津统税局局长专员和相关社员厂计五十余名。这些所谓社员厂，涉及北京、天津、上海、青岛、济南、苏州、镇江等众多地区。这是了解沦陷区工商业史的第一手资料。
二战期间盟国在华反法西斯中文书刊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国统区的政治中心转移到陪都重庆。重庆虽然是大后方的政治中心，但物质条件差，交通困难，物资缺乏，在印刷制版方面，只有一、二家工厂可以制作照片印刷品。最困难的是纸张，不说道林纸、铜版纸，就是白报纸当时也看不见。报刊杂志不得不用土纸，这种土纸，纸面毛糙，纸灰很重，根本无法用来印刷图片。从1939年直到抗战胜利，重庆报纸绝大多数都无法刊登照片。能用照片的只有少数画报。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英、苏和后来的法国抵抗政府结成反法西斯联盟，组成联合阵线，一致对付德、意、日轴心。苏、美、英、法首先在重庆设立新闻处，苏、法新闻处附属于大使馆，美国新闻处属于战时情报局，英国新闻处属于情报部，都是战时宣传机构。工作人员有的从本国派遣，有的从驻华记者中选用，更多的是聘请中国人担任。美国新闻处规模最大，除重庆总处之外，在桂林、昆明、成都、西安、贵阳、南平设有分处。英国在桂林等地亦设立了新闻处。新闻处在华举办展览会，放映幻灯或电影，同时出版过反法西斯中文书刊。
盟国驻华大使馆和军方都认识到在重庆等地直接出版中文书刊的必要性和宣传效果，几年间出版了一大批反法西斯文献。但是，近几十年来，中、美、英、苏、法之间外交风云变幻，再加上国内各大出版机构和图书馆在出版图书目录时都把海外中文书及外国在华出版的中文书排斥在目录之外。致使我们今天无法了解二战期间盟国驻华大使馆在华出版的中文反法西斯书刊的全貌。笔者致力于抗战出版史研究，尽最大可能收藏二战期间盟国驻华大使馆在华出版的中文反法西斯书刊。盟国驻华大使馆和军方在二战期间出版反法西斯中文书刊是宣传抗日的好方式之一，不仅对中国需要，对世界战胜法西斯宣传也十分必要。这些中文书刊除记述二战欧、亚、非战事外，有关美国、前苏联空军援华作战的史实和中美缅甸远征抗日的背景都是第一手史料。
遗憾的是，近年来的抗战收藏，特别是高端收藏在资本的冲击和商业的解构下，并没有与逐渐升温的抗战文化形成紧密的同生共进的关系。抗战收藏群体大，收藏热情高，但由于很多收藏者文化准备不够，不能对藏品的文化价值进行深入挖掘，没有对抗战藏品的文化特性进行充分呈现。大量资本涌入抗战收藏，卷入了一轮资本推动的商业炒作。部分抗战收藏者频繁进出自己的藏品，结果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以藏养藏”是对的，但售出精品养垃圾是不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