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0年4月“香港苏富比”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汪精卫在1942年写给日本外务大臣松冈反映其当时心境的《行书七律》，以3.8万元起拍，最终以25万元高价拍出;汪精卫的另一作品《行书七言联》，最终亦以高出估价约一倍的32.5万元成交。其夫人陈璧君的《小楷唐诗300首》，同样以不菲高价成交。汪氏夫妇都是无可争议的大汉奸，那段不光彩的历史更为世人所不齿。而如今其作品却以远高于估价的市场价位拍卖成交，再次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汪精卫(1883—1944)原名汪兆铭，字季新，号精卫，祖籍江西婺源，1883年出生于广东三水(今属佛山)。1905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参与孙中山组建同盟会。1910年，满腔热血的汪精卫决意赴京，密谋炸死摄政王载沣，但因暗杀行迹暴露遂为清廷捉拿，一曲“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囚诗传诵一时，让其名声大噪。辛亥革命胜利后，他与陈璧君成婚，赴法国留学。期间曾回国参与讨袁、护法运动。1921年，汪精卫担任广东省政府教育会长，以及孙中山的顾问，并协助改组国民党。颇富文才的汪精卫还是同盟会章程、孙中山南京就职宣言及其遗嘱的主要起草人，进一步奠定了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影响。此后开始担任党国领导要职。1937年抗战爆发后，性格多变的汪精卫错误研判时局，公开叛国投日。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新的伪政权，亲任“行政院长”，又兼任“国民政府主席”等职务，沦为日本帝国主义镇压人民的奸雄与帮凶。1944年病故于日本名古屋。

汪精卫从小受过父母教育，1902年获得了广州府试第1名，但他并未走上一条卖字鬻画的人生道路，而是在1905年投奔孙中山后，开始步入政坛。汪精卫天资聪颖，文才不凡，早年练过毛笔字。从其存世书法来看，受过唐人法书的影响，楷、行、草体俱能，而且具有一定的文人书卷气，但是客观看待尚未形成独特的个性风貌。而从华侨富商之女陈璧君(1891—1959)的人生经历来看，她也不是以书家面貌步入社会和世人眼帘的。因此可见，汪精卫夫妇的手笔绝非书家书法，艺术价值和成就并不高。

关于汪精卫的书法交易现象，其实早在1993年6月“上海朵云轩”艺术品拍卖会上，他就有幅书法从3500元起拍，最终以22万元高价成交。若论汪精卫的书法艺术成就，根本无法与吴昌硕、赵之谦等近代名书家相比，但这一成交价却远远高于一些近现代大书家作品的当时市场价位。如此反差悬殊的交易现象曾令舆论哗然，也反映了某些人的价值取向和不成熟的“冲动”。当然历史人物的名声有大有小，还有香名和臭名区别罢了。

这些年来像汪精卫这类在政治上或道德上存在严重问题、世名甚不光彩的反派名人，书法作品在拍卖市场上屡以高价售出的现象，一直引起圈内外人士的争议。如严嵩、和珅、慈禧、袁世凯等人。因此人品与书品等关系问题，再次成为了人们的关注焦点。众所周知，书法是一个人的情感宣泄与才气流露，是学识与品质相融合的重要体现。而中国书法史上有关人品与书品相互关系的探讨问题，素来议论较多。传统书法评价观念认为：人品高了书品才高，相反人品低则书品自然低也。但从实际角度客观看待，并非完全如此。譬如北宋奸臣蔡京品德奸诈，做尽坏事;南明大学士王铎贪生怕死屈膝降清等，均为士林学界所诟病。不过有些反派人物的书法艺术价值不菲，对后世影响也比较大。这从一个侧面应证了书家的技法高低与品行好坏并无直接关系，人品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书法的格调、意境，但并不能够完全决定书品的高低。再如近代反派人物郑孝胥，书法风格不凡，在民国书法史上占有一席。因其晚年投靠日伪沦为汉奸，被钉在历史的羞耻柱上。更多的人只是从情感因素较少提及这些人物的书法艺术，在客观上却忽略了其所取得的书法成就。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反派名人的书法成就与艺术地位，往往是并不完全相符的。

书法家的人品与书品、作品价值与价格不相合拍等问题，乃当代书学、艺术经济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历代反派名人的书法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亦为后人留下了不少值得研究、可资借鉴之处。从史学研究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发展史素来包含着这些受命运摆弄的反派名人的历史，他们的书法艺术自然也是传统书法史的组成部分之一。有些反派人物的手迹还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等价值，为史学研究的重点资料。另外从艺术品投资角度看，避开市场热点运作，有时也会产生较大的回报收益。因此导致了原先较为冷门的反派名人书法作品，如今的交易行情不断升温。可见过于排斥、打压这类现象，显然是不尽合理、也是徒劳的。

针对当前市场存在青睐汪精卫等反派名人书法作品现象，笔者以为：一方面是人们鉴于其中某些反派人物书艺成就和历史影响所致，而且这些人物笔迹有的因为屡遭唾弃、销毁，造成了“物以稀为贵”的市场追崇现象;从另一方面来看，唯利是图历来是投资商的本性，任何人毋庸质疑。因此也不排除有些人看中其不光彩的“名气”，肆意投机哄抬炒作、最终牟利的结果;另外也不排除有些人为了收藏而“拾遗补缺”等等。因此人们在投资典藏时还是应当注意保持实事求是、按质论价的清醒认识，正确理性地妥善处置好相应的各种关系，尽量提高收藏情趣和品味，更要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不分名声好坏而盲目追崇“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