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十四届了，诸多的辉煌和磨难，难以一一历数。然而从国内持续时间最长的平遥摄影大展看上海摄影，倒是一个五味杂陈的话题—因为对于已经举办了十多届、具有相当影响力和成熟度的摄影大展来说，可以是衡量一个地区摄影水准的重要标准之一。包括对于摄影大展的参赛热情、参赛作品的水准以及参赛方式的介入，都能反映出一个地区摄影思维和摄影能量的高低。

回眸十年前平遥国际摄影节的上海参展，上海摄影家显示了不弱的实力：2003年，在平遥的土产仓库展区，最引人注目的是五家摄影画廊代理摄影师作品展，其中上海就占据了两家—上海的Aura画廊和上海的原点画廊。摄影评论人曾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北京和上海的几个画廊参展作品也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在土产仓库展出的上海摄影作品还包括一些不同层次的摄影师的探索之作，以周明领衔的都市印象《卸装》之后，有侯剑华描述地铁众生相的《都市地下》，朱浩极富上海风格特征的《阿拉》，以及在上海废弃的环球乐园留下思考足迹的朱峰的《失乐园》等。这些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上海摄影师对自己身边都市的观察和思考，为平遥古城带来了“海”的气息。而在棉织厂展区，则是上海一些资深摄影家的力作展，比如著名摄影理论家顾铮的《都市印象》，在全国摄影界颇具威望的摄影家陆元敏的《联体》，以及在媒体摄影和商业摄影方面卓有建树的摄影家王耀东的《双面上海》等。大致算来，在总共近200个摄影展中，上海的10个摄影展占了其中的二十分之一，其数量不算少，质量也相当高。

然而那一次的展览，其实已经暗藏着隐患—上海摄影的单兵作战，和其他省份的集团出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媒体分析称“这可能也和南方摄影师都供职于媒体，而上海摄影师很多都是自由职业者有关。”

两年以后，上海一咬牙开始抱团了—以金桂泉、陈海汶策展的《上海，上海—上海摄影群体联展》在平遥北城墙长度为500米的区域展出。一幅上海摄影群体的集体照约220平万米悬挂在北城墙上，充分地展示着上海摄影群体的形象。此后，上海摄影家陈海汶的画册《幸福生存》摘取2005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中国摄影师优秀画册大奖，上海摄影家群体获优秀组织平遥奖，另一位上海摄影家金立旺则夺得“中国移动杯”当代优秀摄影师大奖。上海摄影可谓是满载而归。

接下来，上海摄影在平遥的热情似乎开始跌落—2010年，如果不是赵丹虹一人奋力，联合了诸多上海摄影家的代表作，带去了一个名为《上海，行进中》的联展，上海摄影也许在平遥就此销声匿迹。2012年，上海仅有《东方早报》许海峰获得了社会生活类摄影作品奖。这组题名为《观看中国》的12幅大画幅照片，记录的是转型期的中国城市发展—作品展示场地却位于远离平遥展览主场的清虚观。

平遥摄影大展自始至终坚持一个民间的身份，由政府搭台，却不参与其中的艺术性，这是一个摄影人都愿意自费去参与的节日，然而到了今年的平遥大展，上海摄影家几乎难觅踪影，上海摄影在平遥的渐行渐远，何为？

关键问题是，上海摄影经过多年的文化积累，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底气，已经有了与世界平行的对话空间。但是无可讳言，上海摄影以强调个人的气韵为主，在气势上尚嫌不足，游兵散勇的个体化倾向在总体上总是有碍上海摄影的发展。

一位年轻的文艺评论家也曾忧心忡忡地说过这样一段话：“由于上海是最早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城市，因此它具有近百年历史的海派文化和文学传统对于正在发展中的中国现代城市文化不无‘殷鉴’作用。如果中国现代城市文化依然落入‘海派’模式，那后果确实是堪忧的。‘海派文化’是无个性的文化，因此它不能产生独立意志自在自为的杰出人格；海派文化又是物质主义的文化，所以容易落入与封建权力关系相结合的窠臼，在表现人际关系上缺乏平等友爱的精神与种族自尊感。”这样的说法也许很有道理，但是否过于悲观了些？我们难道不可以为今天的“海派文化”重新定位，不能够给上海的摄影家以重新振奋的信心吗？或者说，将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作为一个风向标，通过参与度来衡量上海摄影的胸怀，不也是一件好事？

兼收并蓄，不拘一格，容纳百川，开风气之先的海量和气派，是海派最鲜明的特征，是现代工商业国际都会的中心地位，以及商业化的文化市场和自由竞争所铸就的。那么为什么就不可以充分展现这一优势，在兼收并蓄，不拘一格，容纳百川，开风气之先的基础上，寻找最有效的突破口，比如平遥，使上海的摄影依仗海派文化的优势，在全国乃至世界的舞台上演绎一场既是五光十色、又别具个性的正剧呢？

当然，前提必须是我们的摄影家应该抛弃工于心计、对个人得失和安危过于关心的狭隘的私欲，应该将一种使命感放在高于其他一切利益之上，应该在包容万象的基础上立意创新，上海的摄影才会是很有前途的。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因为我们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起点，只要再加上一些牺牲的精神，上海摄影的突破是指日可待的。

好在年轻的一代已经努力弥补了上海摄影在平遥的尴尬处境—上海师范大学摄影专业的学生连续五年在平遥斩获新人奖……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