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美国《芝加哥太阳时报》（Chicago Sun-Times）裁掉摄影部，1个多月后，美国《南社区报》（Southern Community Newspapers）又取消了摄影部，把拍摄任务交给文字记者。美国的纸质传媒一直特别重视新闻摄影，摄影记者的地位与收入让其他国家的同行望尘莫及。然而，这两家报纸现在相继取消摄影部，不仅预言了传统媒体摄影记者下岗与转型的势在必行，而且也警示着全球平面媒体摄影记者岗位濒临消亡的可能。

今年7月，韩国韩亚航空班机在美国旧金山机场降落时失事，当时在机上的三星电子执行副总裁大卫·恩（David Eun）通过滑梯逃出飞机，他利用智能手机摄像功能拍摄下事故现场，并立即将所有的图片上传到自己的twitter，成为第一现场的独家新闻，得到迅速传播，不仅被韩国国内媒体采用，也被《华尔街日报》及全世界各国媒体纷纷下载转载。

上述两个事例，见于广西《南国早报》摄影记者唐辉吉向近日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摄影理论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其中足见当下新技术、新媒体给传统摄影生态带来的改变。以“当前摄影创作实践对理论创新的期待”为主题的本届研讨会，自然离不开关注这方面的话题，从会议发言到论文征集都多有涉及。那么，在理论工作者眼中，这样的改变，究竟如何解释？

在摄影历史上，“2003年是一个分水岭”，中国摄协副主席、中国摄协理论委员会主任李树峰在他的研讨会主题报告中提出这样的论断，他的主要依据是，就在这一年，数码相机的销量首次超过胶片相机销量。而在此后10年时间里，数字存储技术迅猛发展，在与光学系统、机械控制系统的配置上，在存储的速度和成像质量上，不断突破，日臻成熟。最近两年，微单和手机已经成为摄影的常用工具。

李树峰认为，数字技术的革命，推动了摄影的大众化和日常化。摄影人数和影像产量惊人地增长；影像生成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数字影像已经成为基本形式；摄影的价值追求多维拓展。相机从一种奢侈品—— 一小部分人的玩具或职业摄影工作者谋生的工具，变成今天随时随地能拍摄的工具，这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这种进步促使影像视觉记忆和影像艺术在更多的时间点上和更大范围里生成。

“技术革命不仅体现在获取和存储影像上，也体现在传播方式上。”李树峰特别提出，现今的传播，范围是全世界，时间是几秒钟。任何一个使用3G手机的人，都可以随时拍照，随时发送，在几分钟内就让全世界的人看到，影像无法再垄断了，用影像言说的权力从少数人手里被解放出来了。流动的媒体普及到大众，推进了图片的传播。“我们对影像形成了依赖病，任何信息我们都渴望有影像呈现，所谓有图不一定有真相，但仿佛无图一定无真相。”

由此，不难解释当下摄影记者面临的困境。唐辉吉在他的这篇名为《论摄影记者岗位的消亡》的论文中提出，数码技术和网络媒体的崛起，给大卫·恩这样的非专业摄影者拍摄传播新闻提供了快捷便利，这打破了摄影记者在图片传播中“一枝独秀”的局面。民众利用手中的各种照相工具，可以随时随地快速记录第一现场新闻事件，成为拥有独家新闻的“公民记者”。“公民记者”们又把拍摄的照片通过博客、微博、微信、QQ空间等“自媒体”上传到互联网，即时分享、即时互动。在一些重大突发事件和重大活动中，“公民记者”以第一时间发稿的优势抢夺传统媒体的图片阵地。突发性新闻事件，注定属于时下具有新闻敏感的“公民记者”捕捉新闻的“猎物”，成为大卫·恩这样记录传播新闻的独家。于是，“传统媒体摄影记者面临严峻的挑战，不得不考虑下岗或转型，这预示着传统媒体摄影记者岗位存在消亡的可能”。

当然，这种“可能”并非是对专业新闻摄影价值的否定。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面对重大新闻事件，《芝加哥太阳时报》让职业摄影记者下岗，却要求编辑找好一批自由职业记者的家庭住址，向他们发出聘请并定员、定向约用或者临时指派自由摄影师充当记者赶往事发现场完成采访拍摄任务，这样既节约了成本，也能快速完成任务。事实上，随着传播技术，尤其是网络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影像的社会价值也在发生显着的变化，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社会功能。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授范文霈就提出，数字传媒时代下影像价值的五个主要方面：史实证明价值、新闻传播价值、认知教育价值、舆情建构价值和文化消费价值。这将有助于当代社会重新认识“影像本质”这一重要话题。

“今后，图片库和开发商业摄影，也许是摄影记者谋生的‘后花园’。”唐辉吉表示。他认为，摄影记者要提前向国内外大型图片库发展业务，认清当前形势迎合新媒体与流媒体统治传媒的形势，从一名新闻影像生产者，转变成为一位影像图片生产与经营者，朝既能拍摄又能写作和录像的复合型专业人才转型。这似乎也可看作是新技术和新媒体给摄影界内部带来的某种变化。

“技术仍然在强劲地推进，摄影在十年、二十年后，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现在难以预想。”李树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