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当代摄影精神交往录》，一本近年来不多见的叫好又叫座的摄影理论书。在该书第二次印刷出版之际，新浪图片主编翟红刚，与作者李楠进行了一次深度访谈，关于这本书、这本书中的摄影师和书外的摄影界。 　　

翟红刚：《影响》自出版以后，社会反响不错。出版才三个月就第二次印刷，一本摄影理论书籍如此畅销，实属不多见。你对自己的第一本摄影书，有什么期许? 　　李楠：我自己的想法，是不想写一本仅仅提供话题和故事的书。我希望呈现出来的是在时间沉淀中得出的观点和思想，而且这些观点和思想有从个体意义转变为公共意义的价值与可能。否则，把这个摄影家写得再怎么传奇，再怎么了不得，那也仅仅是他个人的经验与经历，对别的摄影师，或对别的人，有什么可以触动与借鉴之处呢?所以，这里出现的摄影家，都在谈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困惑，他们为之付出的痛苦求索过程，甚至反复徘徊的怀疑和迷茫。正是这些困惑与痛苦，获得了很多人的共鸣。这些一步步在实践中推进的思索，反而是最有意义的。 　　

翟红刚：你在书中访谈了21位摄影师，这些摄影师的拍摄风格和社会知名度差异很大，你是如何选择这些摄影师的? 　　

李楠：其实我在后记里谈到了这个问题。我选择摄影师，不是看资历，也不是看名气，比如他现在红不红这些外在的标准。而是看他是否经历过时间的考验，他的艺术生命是否经历过高峰低谷的错落与回旋。同时，这些摄影师可以作为某种类型摄影师的代表。比如张新民，以影像对农民工进城这一内涵丰富的问题做了系统性的社会学观察——可以作为纪实摄影的一个范本;再比如区志航，以一己之力、以符号化的“俯卧撑”实现对社会公共事件的对接和干预——他就是网络时代、公民社会里产生的非常具备当代性的艺术家;再比如马良，开始他的造梦时，无人理睬，完全靠自己的坚持和大众的支持最终获得了艺术和市场的认可。他曾被认为是一个新锐，但他在前年拒绝了某个新锐评选的邀请，理由是：如果我还是新锐，那么现在那些披坚执锐奋勇前行的摄影师们又算什么呢?——他可以作为观念摄影家的代表。再比如宁舟浩，他是一个税务干部，工作和摄影毫不搭界，摄影师只能是他的精神身份——他就可以作为这一类摄影师的典型个案。最终这些摄影师合起来是一个群像，能大致呈现目前中国摄影生态的一些面貌。 　　

翟红刚：经常看你的摄影评论和随笔，获益良多。作为摄影评论家，请谈谈你的写作风格? 　　

李楠：我是什么风格，可能还是由别人来评说比较合适哈。不过我听到的比较多一个说法是，我的人和我的文章反差比较大——文章很理性，很冷静，甚至很犀利，像男人写的，而且还是老男人写的!人嘛，尚与性别相符。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为文之道。有人说很喜欢我的文章，也有人说看不懂。呵呵，我希望我的文字给读者提供一个有质感的阅读体验，也希望它能更多地指向公共空间。假如读者在读了我的文章后，不觉得浪费了时间和金钱，还有一点点收获，于我，就是很大的满足了。 　　

解决问题，摄影不是方法，而是路径 　　

翟红刚：你在书的自序里提到，摄影的问题，不仅是如何面对世界，更是如何回归自身，“摄影，最终是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个说法对我很有启迪。能否进一步阐述下你的观点。 　　

李楠：如果一个摄影家说自己从来都没遇到过什么问题，我对他的话是持怀疑态度的。可以说，没有问题的摄影师不是好摄影师。摄影对一个严肃的摄影家而言，不是谋生的工具，或是获取荣誉的手段，而是解决自己的问题，精神上的问题，灵魂深处的问题。因为，只有当你诚实地无从回避你的问题时，你才能够在这种内省中与自我格斗，进入到你以前未曾身临的境界。我听到不少年轻的摄影师说他们喜欢孙京涛的那一篇。孙京涛的摄影经历一波三折，他不断对自己的摄影提出质疑，从早期人文关怀式的纪实摄影，到观念摄影，又回到自我内心与个人体验。有意思的是，孙京涛的个人摄影经历几乎与中国当代摄影的几个阶段相对应。所以，个人的问题，其实脱离不了时代与社会的背景，而且，会折射出时代与社会的问题。解决问题，摄影不是方法，而是一条路径，尽管道阻且长，但只能义无反顾。 　　

翟红刚：摄影真是一场苦旅，像罗兰﹒巴特所言，摄影的乐趣在摄影爱好者那里? 　　李楠：廉价的快乐，还是高贵的痛苦?你可以自己选择。 　　

翟红刚：任何艺术创作行为，都离不开直觉和理性。摄影师对自身所遭遇问题的反思属于理性层面，那么在摄影创作时，是直觉重要，还是理性重要? 　　

李楠：安迪﹒沃霍尔说，当我要思考时，就会变得很糟糕。直觉对艺术家无疑很重要。但如何利用好直觉，可能又需要理性。人的行为和活动，受制于一个复杂的心理、生理系统，很难说其中哪个更重要。只能说，直觉多为天赋，极其重要，但仅仅依赖直觉，可能行之不远。同理，理性强大是个优点，但只有理性，也挺可怕的。从艺术的角度讲，无论是直觉还是理性，能做到极致，都是了不起的;最怕的是，哪边都不到位。

摄影家必须有自己的“识别度” 　　

翟红刚：摄影师的作品要想出众，得有自己的独特性。在没有找到自己的独特性之前，很多摄影师都热衷于借鉴和模仿。模仿似乎也是创作方式的一种? 　　

李楠：不注重原创，复制、挪用，是后现代主义艺术作品的一个特征。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创作方式。但是，为跟风而模仿，与此不同。比如，现在景观摄影泛滥，你会看到，大量徒有其表的“塑料片”充斥着我们的视野，毫无内在的思考，你会觉得它们有价值吗?摄影家必须的自己的独特性，或者叫“识别度”，如果只是当别人的粉丝，那可能也就只能打个汤了，做不了主菜。 　　

翟红刚：摄影，无论是哪种表现形式，都不能脱离它所处的社会语境? 　　

李楠：当然。台湾摄影评论家郭力昕曾分析，郎静山的山水摄影当年被国民政府看重并被加以宣传，有一个原因就是出于去政治化的粉饰太平的需要。日本摄影大师荒木经惟、森山大道，很多人就觉得他们拍的是情色、暴力、私摄影什么的，模仿者甚众，但是，他们的影像对战后日本人那种自暴自弃的社会心理有着极深刻和精准的刻划，而不仅仅是情色。你不能将艺术从它身处的时代抽取分离。实际上，每一种新艺术形式、新艺术思潮的诞生、发展乃至衰退，都离不开社会的变革作为其背景和推手。 　　

刘香成在访谈中说：全世界的好相机都被中国人买了，但拍出好作品，靠的是思想。艺术需要独创，或者说首创，后现代主义反动现代主义，这个反动是以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作品、新理念、新形式等种种“独创”完成的，而每一个时代，都有新的需要、新的问题和新的价值观。而我们现在，还是缺少能够深刻反映中国当下社会现实问题与症候的作品。 　　

翟红刚：报道摄影，是一种传播信息的方式，但它更有迷人的艺术的一面。对摄影记者而言，如何看待报道信息与艺术表达的平衡问题? 　　

李楠：新闻图片，也要讲究视觉语言啊，也有形式感上的要求。视觉语言不好，即使信息再重要，也不是一张好图片，或者，我很怀疑一张糟糕的图片是否充分明确地说明了信息?在新闻报道的语境下，信息有效传播是最终目的，所以你的形式感不能干扰或模糊信息，更不能误导受众对信息的解读。这里面就包含了职业伦理的问题。 　　

新媒体时代，新闻报道从客观、全面向主观、个性转变，更强调记者的个人魅力。有个性的作品更能吸引现在的读者。这是国外正在发生的变化。 　　

翟红刚：网络时代，公民摄影成为媒体的重要影像来源。前段时间，《芝加哥太阳时报》解散自己的摄影部。我们所处的时代，对摄影记者有什么新的要求? 　　

李楠：公民记者，能告诉你when，where，who，一部分what，但不能告诉你why，更不能告诉你how。这些还是需要专业记者来告知。网络时代，摄影记者更要做一个能提供观点的人，至于技术，当然，你必须掌握更多的技能，甚至写作能力，但是，技术是手段，不是目的。许多外媒在裁员的同时，增加了对深度报道调查记者的投入。为什么?因为他们能告知事件背后隐藏的观点。 　　

其实，网络给了摄影师更大的空间，大家不要觉得新媒体是来把我们吃掉了。很多摄影师都成名于网络，照片放在网络上，一天的点击率就可能几百万，评论数千条。摄影师能真切地感受到读者的关注，直接互动，起码，这是一种很有效的传播途径。 　　

翟红刚：最近几年，有不少知名摄影记者放弃固定工作，转向自由摄影。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李楠：有些摄影师问我，楠老师你看我辞职行么?说实话，这样的问题只能由自己回答。完全取决于自己的选择。比如袁冬平就说，自己考虑过这个问题，觉得还是留在体制内比较适合自己。同时，也有一些摄影师离开体制，获得了成功的。就现实而言，后一条道路，当然要艰难一些，至少开始的时候，压力肯定是比较大的。媒体基于市场的残酷竞争，是很难给有理想的摄影师个人施展的空间的，相反，倒是在挤压他们创造力。当然，如果有足够的智慧和条件处理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是不错的。我所在的《南方周末》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在这里，摄影记者有比较充分的时间、精力和自由来从事工作以外的艺术创作，我常说他们是比较幸福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