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的来源与验证通常是个大问题，其出处与上下文环境往往在不断的转发与分享中丢失。如果决定使用这些照片，新闻机构如何才能确保他们联系的对象就是摄影师或图片的版权所有人?如何据此安排照片的分发销售，这其中是否又涉及到经济问题?确定照片的原作者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Lyon表示：“这个问题非常棘手，社交媒体就像一个嘈杂的房间。层层转发之下，最早发出这些消息的账号和缘由已经难以考证。”

2010年海地地震后，版权问题让法新社与盖蒂图片社如坐针毡。摄影师Daniel Morel在他的Twitter和Flickr上发布了一些来自震后太子港废墟的独家照片，这些照片随后被一位名叫Lisandro Suero的多米尼加人盗用并发布到Twitpic上。法新社与盖蒂与Suero签署照片使用协议，并向《纽约时报》、《时代》杂志、《华盛顿邮报》等主要新闻机构提供了这些照片。2010年12月，Morel在联邦法院提出针对法新社和盖蒂图片社的版权侵犯诉讼并获得一审胜诉。Lyon认为“新闻机构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职责，这是他们败诉的关键。无论照片内容多么诱人，我们在使用它们之前也一定要找到正确的版权持有人。”

来源考证给将新媒体视作信息收集来源的媒体工作者造成了一些技术和法律上的问题，但他们需要面对的核心依旧是摄影报道与危机报道中的道德与审美问题。政治冲突与自然灾害能带来大量的信息资源以及如潮水般的原始影像资料，预算有限的新闻机构也许更倾向于使用事发当地公民记者提供的内容，但这些影像往往并不具备报道摄影应有的叙事能力，而这正是摄影报道的核心价值所在。

普利策危机报道中心(Pulitzer Center for Crisis Reporting)是一家为全球性危机事件报道提供资助的独立机构，成立于2006年。它们重视全球性新闻报道的系统性与长期性，将聚光灯投向很多经常被忽略的话题，其中包括：饮水与食物安全、反同性恋行为、以及动乱地区的妇女与儿童状况等。该机构负责人Nathalie Applewhite表示“普利策所谓的‘危机’与通常意义中的危机有所不同。我们所谓的危机并非不包括地震、洪水等突发危机，但我们更加关注长期性政治、经济危机的前因后果及其根源。新媒体在突发危机报道上占有优势，但在长期报道上则不一定。相机数量无关紧要，报道叙事才是重点。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媒体空间，需要艺术眼光独到与报道经验丰富的摄影师。”

Applewhite以Andre Lambertson为例说明长期摄影报道的质量要求。Lambertson是一位在纽约工作的摄影师，2010年海地地震发生后他前往太子港记录当地的艾滋病病毒扩散状况。2010年8月Lambertson在普利策中心网站上启动项目网页时写道：“据海底政府估算，地震前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VRs)的海地人约有24000名，而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数据，夏天继续接受治疗的人数不足40%。成百上千的HIV检测为阳性的患者居住在安置流民的帐篷城里，免疫力低下与高温降雨使得他们无力抵抗疾病侵袭。留名之间的性行为——无论强制与否——都会导致HIV病毒的蔓延。”正如Applewhite所说“以叙事为目的的照片不哗众取宠，而实事求是”，Lambertson的作品反应了有价值的摄影报道应具备的品质。

“我们希望看到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Applewhite说。“一时冲动拍摄的照片和用手机拍摄的照片并不值得我们回头学习，更不可能从中挖掘更多的内容。海地与刚果发回的事后摄影报道，讲述的故事远大于事件发生时记录的瞬间。”

2010年1月27日，海地太子港。一名妇女将手放在墙上的裂缝处，她在等待发放食物。据美国地震局称，在发生7级地震2周后，周二太子港再次发生了4.9级余震。路透社记者Carlos Barria拍摄。

在新媒体的图景下，传统摄影报道应该何去何从?“未来可能真的很悲观”，Applewhite认为。“新闻机构对于埃及的那些快照非常满意，不认为非需要专业摄影师富有内涵的作品不可。”她还提到，来自大众的内容可作为专业摄影报道记者的作品补充，正如美联社或路透社所做的那样，而报道摄影师和新闻机构则可将精力放在新的方向上。“公民记者和博客们很显然是第一手消息的最重要来源”，Applewhite与美联社Santiago Lyon观点类似，“但在公开这些内容时，我们需要首先需要考证信息来源，确保信息所包含的故事与实际发生的故事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