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新闻便是明天的历史，新闻摄影与文字一样，是重要的历史文献。然而，生活的经历告诉人们，“新闻摄影”并不可靠，在某个时候，甚至普遍造假。
曾记否，明明是“三年困难时期”，新闻摄影却总是“又是一个大丰收”、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一片经过精心设计的“莺歌燕舞”。这种新闻摄影不仅欺骗了读者，而且欺骗了历史。后人查阅当时的影像资料，那一段历史就被如此“记录”下来。而这种场景将被拷贝、复制、放大、留传，虚假的宏大场景很可能成为唯一的历史文本。真相反将在时间的过程中一点点被消解、被忘却，这将造成一种群体的历史健忘症。

在上世纪50年代初，对新闻摄影能否组织加工、设计、摆布，新闻摄影界内部曾有激烈争论。不少人出于职业道德，认为“新闻”就应该真实。但是，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这种观点被严批为“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右派反动观点”，许多人被打成“右派”。正是这种大批判，为后来的大规模造假提供了合法性。

由于有了合法性与正当性，在接踵而至的“大跃进”中，才会有新华社摄影记者组织、安排出的4个儿童站在早稻上的相片。这张名为“欢跃在‘早稻’卫星上”的照片被作为典范宣扬。当时，出现的这类新闻照片，摄影者多是国家级新闻单位的记者。

晋永权的《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金城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一书，以高度的职业道德感进行专业分析，提供了大量“原始相片、底片是如何‘加工’、‘合成’成一张张‘雷人’照片”的珍贵史料，拆穿了这类新闻摄影产生的西洋镜。

从1970年起，新华社记者侯凤菁就长期在新华社布达佩斯分社工作，曾任首席记者。他充分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通过采访、现场考察和阅读大量文献资料，占有了大量国人难得一见的史料，在此基础上经过长期思考研究，终于写成《燃烧的多瑙河·匈牙利1956年事件真相》（新华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