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属专题：冯远艺术专栏  

艺术创造作为高级文化行为浸透了艺术家的思想、情感审美理想。因此，构成人物画的对象和形式，必然成为艺术家精神传达的媒体。

徐复观在阐述中国艺术精神时，认为它的缘起来自于庄子的纯艺术精神中的某种心灵状态和精神状态。他指出：中国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在山水画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这当然是一种表象，事实上山水画精神的背后恰恰是人的精神在起作用。到了公元20世纪末的现实世界中，已经再也找不到一块清静之地来安息文化人的灵魂了，托寄在艺术家胸壑中的山水精神不得不赤裸裸地袒露出人的精神实质。真正代表现代中国艺术精神的已不再是山水、花鸟，而是人，是大写的现代人。

关于人，苏格拉底这样说过：“……人是一个对理性问题能给予理性回答的存在物，人的知识和道德都包含在这种循环的问答活动中。正是依靠这种基本的能力――对自己和他人作出回答的能力，人成为一个有责任的存在物，成为一个道德主体……”由作为人的艺术家来表现人，就无法排斥艺术自我表现的客观规律(亦即艺术规律)的存在，这是一种值得并且应当充分肯定的价值。正如“诗人的思想和个性越是深刻有力，他就越是一个诗人”一样，因此才会有表现自我与深刻反映真善美的一致，表现自我与为时代创造精神形象的一致，创造与审美互为沟通一致的要求来约束艺术家――尤其是无法逃避现实世界的人物画家。就连曾经风靡中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理论中也不乏马列主义人的理性精神智慧闪光。他在强调“自我”的同时，也说过：“我们应必须为我们的时代写作。”并且主张：不是消极地反映时代，而是力求改变时代，使人感到同那个时代的深刻联系。他在他的《自述》里是这样结尾的：“一个吸收了所有人的人，他完全配得上所有的人，而任何人也配得上他。”他反对文学创作远离社会现实而躲入个人内心生活的小圈子，主张发挥文学的道德功能。

时代精神通常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心态的总和和具体的表现，而心态是现实的产物，当代中国人物画从内容、形式到技艺的发展，都处在东西方文化过去与未来的交汇点上，处在艺术传统与现代的巨大位差和时差之中，这个特定的现实构成了当代人物画发展既令人欣喜又令人困窘的特定含义。我们已经无法再以居高临下的眼光来挑剔人物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和历史条件。这是一个不断摆脱旧困惑，迎接新困惑的时期。刚刚从工具论的桎梏中舒展筋骨没几年，又受到新潮的冲击，接着陷进了商品经济大潮席卷的迷雾之中。如同严肃的交响乐受到流行音乐无情的挤迫一样，令人莫可奈何，我们寄望于阳刚大气、振聋发聩的艺术精神魂兮归来，寄望于困惑中重振奋进的勇气、力量和巨大气魄。我们十分清楚这是人物画在我们置身的这个历史时期中最为本质、也是最为基本的力量。但是我们却未尝意识到所谓“具有时代精神的力作”已不再是意味着某种抽象既定的艺术模式，而应是上述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世俗化，人格道德精神的具象化、通俗化，以及这种本质力量在多种层面上的开挖和显现。指望并吁请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扶植固然暂时可以取得成效，但却是难以持久的理想――如果我们不在愿望的背后掺杂着企望重新获得优惠的心理焦虑的话。

说欣喜不是没有理由的，当今中国人物画的局面是近现代绘画史上最活跃的时期之一。从写实到写意，从具象到非具象等等，流派纷呈，满目琳琅，高档的、通俗的，当然也包括假冒伪劣产品，一应俱全，一部绘画史也抵不上今天人物画坛的多样丰富。不能一叶障目，也不要危言耸听。若是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宣告文人画大一统局面全线崩溃，标志着中国艺术获得新生为第一阶段，把“五四”与“文革”之间的数十年近代写实绘画运动当作第二阶段，把“文革”以后的二十年作为第三阶段，那么这是了不起的二十年。宗教迷狂消逝，理性精神复苏，中国的现代绘画由初级层次走向世界。

说困窘也是清楚不过的事实，我们的人物画还缺少一些什么，缺的正是人的精神的展示；缺的是各种流派在形式语言和技艺上进一步的锻造、醇化；缺的是与中古代、西方现代拉开距离的真正代表现代中国艺术精神，堪与西方艺术衡的黄钟大吕式的鸿篇巨制。我们的载体缺少大写的精神，或者说我们的艺术精神还没有找到坚实的载体依附。这才是我们苦苦追索而难以释然的世纪性难题。

看看现状就颇能说明问题。不论画家本人是否意识到，这种状况的困惑，以及由此唤起的文化批判精神。艺术家凭直觉和灵感作画，但直觉和灵感的背后往往潜藏着深刻的社会心理根源。有人面对朝拜虔诚的藏民、表情木讷的山里人、造型笨重的农夫以及那脸部纵横交错的皱纹产生了创作冲动；有人对题材的革命思想内容投入了较大的关注；有人对传统艺术的革故鼎新中确立起自身地位；有人专注于唯美、矫饰风格的建构；更多的人同时关心作品进入市场，换取效益……画家的急于事功和理论家、艺术市场经营家不甘沉默，推着风水轮流转。于是表现主义画家认为思想沉重的作品作为政治的附庸不能代表时代意义；正宗的写实义画家惊呼受到了冷遇；相当数量的名家则看准了唯有卖出高价，才能名垂史册；而新一代画家则标榜自身的现代意义……策划、操作、创意各显其能。同时，艺术家的理论武器一个比一个“玄深博大”，彼此间均以发现了艺术的最高真蒂的姿态颐指气使。然而就是在艺术家、理论家和经营家津津乐道于语言形式和效益时，中国人物画的艺术形式因素不断获得超拔，而作品中的人物和艺术家的精神因素却不断迷失。然而，艺术(中国人物画)虽然可以提供某种人生经验、感受以及愉悦、刺激，却常常不能提供有关人生的答案；它能够表达社会某种心声，却无法为改良社会提供药方;艺术的先天“弱点”就是不具备正面操作的行动特质,即使是再好、再反映现实的作品也仅具纸上谈兵的性质，它常常是那种创作主体陷于矛盾、困惑煎熬的个人产物。愈是提供那些理想化了，过滤、消化好了的模式鲜明的艺术作品，则可能愈是降低了艺术作品的品位和独创精神及其震荡力。但是不敢正视、有意无意回避人性当中、人生当中、现实当中也包括理念当中那些有缺陷的东西，那些真假、善恶、美丑莫辨的东西，即便不是虚伪和懦弱，也可能是故作天真和幼稚，同样，认定自己是光明的使徒，而非己异己类便是左道旁门，这种价值的取舍虽然快捷简便，然而却距离真实和真理越来越远。正常的情况下，一个社会的观众和收藏家会倾向于选择那些轻松甜美和触目刺激的通俗作品是可以想像的，这虽然可能败坏严肃的艺术审美口味，但却向艺术家提出了多样丰富的审美需求。同时也抵制了艺术的单一和空洞的说教。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宽容和共存，但是归根结底，艺术作品中最积极、最正面的因素来自创作主体，来自艺术家的人格、精神能力、勇气、智慧，以及艺术语言的营造和表达。令人迷惑的倒是，究竟怎样的人物画才能代表这个时代？

今天五十岁左右一代人物画家中的许多人，都不讳言受前苏联艺术的影响。沙俄时代的苏里柯夫、列宾，卫国战争时期的格列柯夫、赛罗夫、穆希娜、盖拉希莫夫，战后时期的格拉祖诺夫、莫伊谢延科、特卡乔夫等等的作品曾经激动了两代中国画家的心。与其说是前苏联艺术的思想和品格启发了中国艺术家去创造新生活的精神美，不如说是它们肯定人、肯定人生、肯定历史的前进运动，表现“大写的人”的精神在中国人物画坛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它们也注重形式与内容的完美和谐，也尽情表现了怀旧、迷茫、失落、忧伤、孤独等等人性的另一面。但是海纳百川，所有的情感都汇集到爱祖国的“大道”上去。任何不带偏见的人在读了苏联的艺术作品后都会爱上这个伟大的国家。还在中国的许多革命艺术家们开始认识交响乐时，普希金、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肖洛霍夫便震动了世界。只是到了斯大林时期，事情才开始向另一方向急剧变化。苏联瓦解了，苏联艺术成为一个光明的梦，但是当世界上多数人转而崇尚商品价值和西方现代艺术并且在对商品竞争和西方艺术产生新一轮的失望和批判的时候，高扬人的精神的艺术还将时时激荡起历史的回声。在现代科学和艺术的迷茫会际之处，在人的思想和命运起落变幻之点，艺术家唯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它将成为引导 艺术创造的一盏明灯，使作品的精神因此获得闪光，作品的生命因此获得延长。

当下中国人物画的现状还没有达到像苏联造型艺术中大写的人那样具有震撼人心的、健康向上的精神内涵；还没有，也不可能像西方近现代造型艺术在形式和语言方面达到如此丰富多样的程度；甚至也没有像现代日本画在技艺制作方面那样精良并形成鲜明的东方特色；因此在相当一个阶段内，中国人物画家和人物画作品在精神上就难以获得品格上的超越。我们运用沿袭了数百年之久的工具材料、笔墨形式来表现全然不同的现代人物，并且习惯用既定的眼光来品评作品的价值。事实上并没有人强加给我们任何固定不变的法则，却是我们自己给自己脚下设置障碍，将自己置于一个困惑的境地。我们有良好的愿望，却为找不到走出低谷境地的良方而困惑。当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艺术高峰――文人画走向衰落之后，而未来社会的艺术高峰――以设计为中心的现代艺术即将到来之前，换言之，在中国当代文化向现代文化脱胎转型的历史时期中，我们注定是要在不断变易肆中摇摆，以此寻求艺术的出路，尽管我们并非情愿如此。

我们去哪里找回人物画中最为宝贵的东西?激励整个民族精神向现代迈进的是以经济为基础的文化建设的任务，人物画艺术难以承担这样的重任。我们能够做的，也是最为现实的；就是透过各类歧异的主张和不同风格的作品，从把握当代理性精神或当代文化心态的角度入手，勇敢、真诚地将己直觉的东西表达出来，用画家的良知和新颖的视觉图式映起社会的惊奋和感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只有这样，才可能对当前人物画发展注入强心剂。这里我们所说的理性神不仅指情感、感性、直觉、潜意识等含混不清的概念，也不单是人性、人道的对应概念，更不是宗教式的狂热，而是指形而上的“此岸世界”精神。在自觉抵制一切颓唐世俗之风的同时，这样的人物画可以用再现、表现的手法追求其博大、力量、庄严、辉煌；也可以表现当代人与社会的疏离感和孤独感；可以是神圣肃穆，也可以是甜美、热烈；总之趋向于现世人间的悲喜剧和人间烟火中的真善美。但是它们应该注意回避那些病态、末梢的、洛可可式的艺术倾向，以及一切不健康的锈蚀人精神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将助长人类孱弱委靡卑下的方面。它们应该注意克服现代文人画的所谓“虚静空灵”，现代主义诸流派的“大脑思维阻断”和任何模仿的艺术，注意克服导致那些纯形式主义内容苍白的艺术倾向。它们应该强调向上的、健康的、具有生命力以及对世界深刻全面的认识，强调对世俗精神的超越。

我们又在哪里找到把握人物画发展的切入点？对艺术家来说，需要的不仅是宣言，而是货真价实的作品。在百花齐放的基石上，让精神再宏大一些，．思想再内在一些，造型再强悍一些，色彩再灿烂一些，距离生活更近一些，制作再精良一些，让急于事功的欲望再收敛一些……处于经济上升时期的当代中国文化艺术没有理由让历史、让后人指戳我们的脊梁。对艺术的裁判人理论家来说，责任似乎同样沉重。走出理论的迷津，把握人物画发展的理论方向，褒扬再贴切一些，批评再犀利一些，目光再敏锐一些，立论再深刻一些……这无疑将为人物画这只鹏鸟鼓起扶摇的双翅。当代中国人物画舍此便无望树立起新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