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书赠金还四条屏，乃梁启超1923年居北京西郊翠微山养病时所作，是作内容为评价明末清初著名诗人王幼华，文中称：“合阳王幼华从孙豹人受诗朱竹垞，题其过岭集云……幼华为康熙间辇下十子之一，所作盖皆感唐音也。仍珠吾兄察书，时独居翠微山中，启超。”此实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之余绪，《清代学术概论》乃梁启超研究清代学术史的经典之作，对学术界影响甚巨，此著除涉及清代学人之外，亦有对清代诗词家的研究与评述，王幼华亦居其一。王幼华即王又旦，字幼华，号黄湄，明郃阳（今陕西省合阳）人。曾任户部都给事。擅诗，善絺章绘句，文采风流，官声诗名并重，时与诗坛领袖王士禛并称“二王”，梁启超称其诗作“感唐音”，足见其对王幼华评价之高。款署“仍珠”即金仍珠，名金还，字仍珠，时任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系梁启超部下。钤印“新会梁氏伯子”“启超长寿”。之所以书写此内容，缘于梁启超对金还之父、晚清著名诗人金和的推许，足见此作乃匠心之作。

此作结体奇古，章法疏朗，墨色氤氲，气息淳厚，端严谨肃，书风古拙奇肆，其以行书为基，融以章草与分书笔意。梁启超学书凡经数变，早年有深厚的颜体、欧体功夫，写得一手秀雅的欧体楷书，后受乃师康有为影响，继康氏之后，扛起碑学复兴的大旗，于两汉分书、六朝真书、唐人楷法皆造诣精湛，并能将此诸种体势与用笔融会贯通，形成一种具有独特审美内涵的新的真书体。梁启超的真书，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楷书绝非同体。梁氏真书，筑基于欧体，于欧体上融入北朝碑书笔法，但这不是简单的融合与拼凑，而是数十年积淀而成的创变之功，梁启超早年有扎实的馆阁之功，又长年浸淫于汉魏六朝碑版的收藏、研究与题跋，日日临摹而未殆。另外，梁启超还在碑书之外研习南朝书法，故其书能于碑的雄强之外别有温婉俊雅的文人韵致，形成了民国时独具一格的真书体。梁启超书法多真书及行楷，但梁启超真书力求变化之势，其书法之变，重在内蕴，体现在微妙的点画变化之中，如其真书横画中的起笔和收笔，捺画中末笔的翘笔，这些变化从表面看，似乎很细微，整个字看似呆板、僵硬、规矩，但实则蕴毫芒于万变之中，未可轻视也。事实上，梁启超的行楷书及行草书，也多夹杂有真书笔意，起笔多侧锋取势，运笔多铺毫，末笔多波碟，其起笔、收笔多尖利方峻之笔，如剑戟斫阵，威猛雄健，真力弥漫，然整体又温婉俊雅。梁氏真书多直笔法，然直中又用曲，故笔笔皆直，笔笔皆曲，一笔之中，一波三折，极尽变化之能事。此四条屏即典型地体现了这种用笔特征。

尤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的真书在民国时即已影响甚广，受到书坛及藏界的大力推许，故索书者络绎不绝。清末民初，真书造诣深厚者多如牛毛，但因真书而能独成一体者，舍梁氏而无他；而且，梁启超也是民国时书法市场价格最贵的顶级书家之一，其单幅书法作品，润例即已多达千余元（民初的1元钱相当于现在的250元左右，千元则相当于现在的25000元左右），且是实价，这个价即便放到今天第一流的书法家中，也已经很高了，因为梁启超的书法作品，是当时市场的硬通货，不似今天的虚价。梁启超晚年收入中，鬻书之润笔所得即占大部分比例。民国的书法市场中，也有像今天一样，很多书家标价很高，但实际出手则并不理想，而梁启超书法则是市场硬通货，供不应求。梁启超中晚年书法应酬颇多，凡民国要人、梁氏弟子、同道好友，几乎都要向梁启超索书。但梁启超对待索字如对待人一样，没有丝毫“应酬”之嫌，他给每一个人的书法作品，不论地位高低，贫富贵贱，皆是精心之作，且不论是在用笔上，还是在用墨、纸张、装裱上，都十分考究，至今读来，仍有满纸余香。此四条屏不论是书写文辞还是用笔用墨、结构章法、装裱等，皆堪称佳构。以梁启超政务与社会活动及学术教育活动的繁忙，而能有如此之精心佳构，即使在民国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这足以见出梁启超待人之诚与行事之谨。

梁启超习书并不偏颇，而是兼习法帖，尤其于章草与《圣教序》用功甚多，形成了他以碑入帖、碑帖兼融、古拙浑朴而又灵动渊雅的书法面貌，既有金石遗韵，又有氤氲的书卷之气，其晚年杂糅诸体，形成了真、行、分多种书体兼融的用笔特征，书风愈见奇崛苍浑。此件作品打破了单一书体的束缚，似楷非楷，似行非行，似草非草，似章非章，楷中有行，行中有草，草中有章，章中有分。

梁启超在两汉隶书、北魏碑刻及唐人楷法上的精深造诣，为他的碑学大家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大陆的很多书家及藏家，对梁启超书法的印象及评价，仍然停留在“馆阁体”层面，以为梁启超也就只会写一笔端庄规矩的楷书，且严整有余，却失之于板滞。这样的评价当然是十分偏颇的，是以今天的眼光来评价过去的书法。殊不知，这恰恰证明了梁启超扎实的真书及篆隶功底。梁启超书法的确有很扎实的馆阁功夫，但早已超越了馆阁体，主要缘于其深厚的碑学造诣。清初中期，尤其是乾嘉之际，文人士子考取功名，必须有扎实的馆阁书功夫，而乾嘉时期乃碑学尚未勃兴之际，故此时的士人书法，虽有帖学之浸润，然缺乏变的气质，终难有大格局。进入道咸之际，碑学肇兴，大盛于天下，尤其是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甫一出世，即引起书法界的震动，于是乎，馆阁与帖学低靡之风一扫而空，书法用笔极尽变化之能，凡学书者，无不在汉魏六朝求得精神滋养，书风为之一变，而梁启超等人，恰是此中的执牛耳者。当然，并非学碑就一定能有较高造诣，晚清碑学家并不乏人，但学碑而能不失其帖学韵致、能矫碑学之僵硬者，则又凤毛麟角矣。梁启超的书法贡献，并不简单是继承和传扬了碑学，而是发展、变化、开创了碑学语境下的真书体。真书之体，肇于汉末，盛于六朝，发展于隋，定型于唐，至唐则真书一变而为楷，真书一为楷，则趋于标准化，到了宋代，随着雕版印刷的出现，仿宋字大量适用于书籍，楷书的艺术性趋于僵化和凝固，即便有明一代，虽屡有楷书大家辈出，然终难挽颓势，清初、中期，由于帖学的进一步衰退和馆阁体的倡行，真书仍未能得以复兴，只有到了晚清之际，随着碑学的滥觞，真书才出现了繁盛的局面，邓石如、何绍基、张裕钊、梁启超、郑孝胥、沈曾植等，皆为引领一代新风的真书大家。

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梁启超和乃师康有为一样，都不是偏狭的碑学主义者，康有为碑书的底子是颜真卿行书，梁启超碑书的底子是唐碑及王羲之《圣教序》，尤于欧阳询处得力尤多。事实上，梁启超在帖学上所下功夫同样不下于碑学，关于其学帖及行草，其在《双涛阁日记》中多有记述。梁启超帖学功力，尤可见于其与民国政要及同道的往来信函之中，如其写于1915年的致袁世凯信札即是其中之典型，此函写于护国战争爆发之前，也即梁启超与袁世凯彻底决裂之际，此时梁启超的心情当是万分复杂，但他在信札中的笔迹依然保持着一种以往惯有的书卷之气，今日读来似仍有淡淡的墨香。这封信是与袁世凯的诀别信，也是最后通牒，他虽然对袁世凯专制独裁之行径十分不满，但这封信却是以一个袁世凯身边人的口吻，站在袁的立场，苦口婆心，充满劝解和关怀之言，书风温文尔雅，不激不励，碑体行书透射出一种淡然的书香，有十分明显的魏晋风尚。但梁启超习二王，非如清代及今日一些唯“二王”马首是瞻者，徒有复制、模仿之功，而无精神的汲取，梁氏多于其行草中融入真书及分书笔意，此件赠金还四条屏，即典型地体现了其融会篆分、杂糅章今、祖述晋唐、会通南北的书法理念，亦可见梁启超在书法学习上，没有偏激之见，这与其为人不偏颇极端、温柔敦厚正相吻合。

梁启超的书法成就有目共睹，他一生创作了无数书法作品，留下了数千件往来信函及百余部精美手稿。尤其是进入晚年，也即1920年代以后，梁启超逐渐淡出政坛，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同时在书法造诣上也步入了突飞猛进的阶段，这一时期，梁启超留下了大量书法作品（惜多已散佚）。民国要人中，多有梁启超书作。梁启超生前交游极广，友朋遍天下，尤其是他的政治盟友，多有梁启超数量不等的书法作品。梁启超的朋友中，除了立宪派、进步党及研究系梁派人物之外，甚至连孙中山、袁世凯、黄兴、唐绍仪、梁士诒等这样的政治对手，也与梁启超私交甚笃或有亲密的政治合作，当然，诸如岑春煊、陆荣廷、冯国璋、段祺瑞、黎元洪等军阀或政要，则本就是受梁启超影响较大的朋友，且与梁启超有过很好的政治同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梁启超一生的朋友中，另有一类在当时声名显赫、但现在已差不多销声匿迹的人物，与梁启超亦多有函件、诗词唱和及书作往来，这一类人中，有的是他的部下，比如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次长的江庸，曾任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的金还等等。诸如江庸、金还这样的人物，在民国的司法界、财经界、实业界声名显赫，但随着进步党的解散及梁启超的去世，国民党的登上政治舞台，他们也逐渐淡出政界而鲜有被提及。有意思的是，尽管梁启超的部下或门生在学问或资历上基本都要比他晚一辈，但从不以长辈自居，而是以朋友或同道相称，故在其诸多信函或书作中，我们多可见梁启超对他们十分平等甚至是尊敬的称呼。这样的称呼，并非是梁启超出于客套，而是他的为人使然。比如此作署款他称金还为兄，亦是尊称，事实上，在财政上，他对金还也颇为倚重。

梁启超与金还的往来多系财政方面事宜。作为梁启超在财政方面的得力助手，金还在财政改革上出力甚多。鉴于北洋政府袁世凯遗留下来的财政烂摊子，梁启超试图以自己的财政货币思想，进行财政与币制改革，以彻底扭转清政府及袁世凯政府遗留下的财政问题，而金还即为此时梁启超的得力助手和主要执行人之一。梁启超的财政计划，主要通过张謇、徐新六、金还、汤觉顿等人来执行。然而，好景不长，段祺瑞执政府由于内忧外困，不到数月便宣告解散，梁启超和金还也随之辞职。

在谈及梁启超与金还的交往时，有必要述及梁启超的财政思想及其在民初财经界的地位。梁启超作为中国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其立宪思想早已广为人知，但鲜为人知的是，梁启超还是一位财政金融思想家及货币改革家，是中国现代财政金融改革的“首席设计师”。甚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梁启超是系统表述现代财经理念之第一人。

梁启超的金融大计是把财政与中央银行联结起来，以国家信用促债券市场发展，强调兼用内债与外债，并力推由中央银行集中统管货币发行。在梁启超留下的2000万字的文字中，有四五十篇专门谈经济的文章，涉及财经的文字，仅在1910年就以百万计，体现了梁启超对现代金融的深刻理解。

有了好的设计方案，还必须有好的执行者。而恰好，金还是财政方面的实干家，是梁启超财政思想的忠实执行者。金还与梁启超的交往具体始于何时已不可考，但从诸多史料考索可知，梁启超与金还之交往乃缘于两方面：一是梁启超的清代学术及诗词研究，以及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因为这又涉及另一个重要人物，即金还之父、晚清重要诗词家金和；二是缘于梁启超与清末大员赵尔巽等人的交往。如前所述，金还之父金和是梁启超极为推崇的晚清诗词家。金和诗多悼亡诗，为家国离恨的悲惨叙事，打破了此前绚烂矫饰的诗风，于清末诗坛不啻为一声惊雷，故而深得梁启超、胡适等人称颂。在梁启超看来，金和在清末诗词家之地位与黄遵宪、陈衍、郑孝胥、陈散原等相颉颃。梁启超于1920年代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期间，与金还共同编撰金和诗词集，名曰《秋蟪吟馆诗钞》。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一时出现了西式民主局面，竞相组党。1913年1月，金还出任众议院议员。同年5月，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组为进步党，梁启超为党魁。金还加入进步党，并任该党会计主任，负责该党财务事宜，由此与梁启超接触日密，运筹帷幄，成为梁启超在财政方面的得力助手。

袁世凯当政后，一意孤行，加紧帝制步伐，曾经在袁世凯与革命党人斗争中为袁出过力的梁启超及进步党人，亦遭袁的冷落。1915年12月，在以杨度为首的“筹安会六君子”的策划下，袁世凯实行帝制，改元洪宪，梁启超愤而发动讨袁护国战争。梁启超弟子蔡锷在云南率先举义，得到全国响应，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最后忧惧而死。1917年7月，张勋又拥溥仪复辟，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讨逆；14日，在梁启超的支持下，段祺瑞重回北京主政，任命梁启超为财政总长，金还为财政次长，这是金还第一次担任中央政府的高级职务。然而，在当时军阀当政、操纵政府的情况下，无论是梁启超还是金还，在政府内都难有作为。1917年11月辞任段祺瑞内阁财政次长后，1923年，金还接替王克敏担任中国银行总裁一职。金还在中国银行任职上多有贡献，尤其是对于维护金融稳定、改革金融弊端等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受到当时金融界的推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