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陆一水之隔的宝岛台湾，虽然在20世纪也曾出现过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写实绘画艺术，不过较大陆这方面成就而言还没有形成大的气候，但在抽象水墨画领域却大放异彩，并一度傲视于华人艺术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因为，从艺术教学或艺术创作规律去看，一般是只有当具备了写实表现的坚实根基，才可能寻找到其他绘画语言的表现空间。

这些虽不无道理但今天看来不免偏颇的论点，最终在这股似惊涛拍岸一般的台湾抽象画艺术面前，变得无所适从。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不少台湾画家开始寻觅一些不同于传统画法的新的艺术探索途径，许多有志于现代水墨画革新，追寻与西方后现代艺术同步为己任的中青年艺术家，共同组成了一个非官方性质的民间画会或研究会，其中最为著名、影响广泛的是由刘国松等人发起组织的“五月画会”。

今天，我们已习惯于任何技法革新与尝试，无论做出何等大胆的探索，只要是一切以艺术的名义下，就可以有它存在的位置和发展的空间。但当时，发起者所进行的这场现代水墨画革新实属不易，如同一切新事物形成的初期，要不断遭受来自各种传统守旧思想的非议和阻拦。

“五月画会”与刘国松在推动整个台湾现代绘画运动的进程中，有一句最时尚大胆的放言：“革中锋的命”及“革毛笔的命”，此言一出，即引出台湾画坛的阵阵雷声。但刘国松还是一意孤行坚持自己的这一艺术主张：“凡笔墨所不能表达者，必另选工具，另觅材料，另创技法，另辟蹊径。”他强化除毛笔以外的各种实验力度，比如对画面肌理的大胆探索。有人形容刘国松的画室简直是一个实验室，这一点不假。因为，对于一位全身心投入现代抽象水墨画探索的艺术家来说，这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画风深刻而伟大的艺术拓展，就得从改革作画工具入手。从20世纪80年代的抽象水墨画探索看，传统的作画用具——毛笔不再是唯一表达技法的最佳工具，宣纸也不再是唯一表达水晕墨彰的材质。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已在水墨画坛摸爬滚打多年而且在这一领域已是名满天下的刘国松到大陆举办个人画展，开展一系列学术交流活动。当时，刘国松的画展和讲课很受中、青年画家和学生的欢迎，但得不到老一辈国画家的掌声，展厅里也少有老先生的身影。这些年长一辈的画家，至少从态度上看是不太欢迎他的这些所谓的“中国画”的。

由此，笔者联想到印象画派诞生之初，也有同样的过程和遭遇。印象派绘画成为代表人类美术进步的一种客观现象，其中的许多画家和作品，是人类对美的奥秘无穷尽探索的经典话题。

今天，围绕现代水墨艺术各种有意义的话题，特别是它那种不属于传统或正宗中国画的另类尝试和艺术效果，不仅堂而皇之在国内外各种重大展览和相关媒体中频频亮相，而且能够被那些一开始就难以从个人情感和其他方面理解的画家所接受。其结果是，在现当代中国画的各种形式探索上，艺术家借鉴了一些有益的东西——一些新的艺术语言，比如肌理、拼贴、拓印等各种非毛笔工具所表现出来的手法和视觉效果，使得中国画表现空间更加活跃，创新路子愈加宽广。

其实，抽象水墨画也可借其形式的独特性，同写实绘画一样，去反映现代社会中的一些问题，使其成为既具备思想深度又具艺术表现力的作品。如台湾画家袁金塔《惑》和《炫》这两件作品，都是把人物形态加以裁接，加上有意味的肌理处理，以表现现代物质下各种诱惑，颇能反映一定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它至少改变了以往人们对这种手法只在于形式而不重内容的片面认识。另一位艺术家陈毓彬，常常以其水墨流动感表现材质的纹路和肌理效果，沉着贴实，水墨湿润之强烈感觉与几乎看不出由毛笔写画出来的各种痕迹，大气壮观，走的是抽象构成、抽象符号路子。可见“五月画会”与刘国松等前贤对台湾现代抽象水墨画的各种探索有相当的影响力和作用。

无论现代抽象绘画，在视觉方面如何的千变万化，但其中奥妙所在，已然改变了人们长期在传统绘画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一些看法。比如，画家中谁适合作抽象绘画表现的，谁更擅于抽象思维的，那么尽可以把不适合于他的另一些放置一边，大胆而充满活力地发挥自身的抽象绘画潜质，寻找适合于自己的表现空间。只有当你找到了自己的长处和特点，才有发展的前景。

这也是抽象绘画能够在20世纪充满生机活力之所在，与有着一千多年雄厚的传统文化积淀的写实绘画分庭抗礼，独步于当代艺坛上，为人类绘画的发展续写新的篇章。

（潘丰泉，厦门大学艺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