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初中毕业后，我本来可以继续读高中的，但由于“四人帮”的影响，教学又陷入了无序状态，学不到什么东西，于是我选择了插队。在等待分配的半个月里，我和几个画友天天到美院门口的金钢桥公园画速写，这种突击性的练习让我进步非常快。

后来我来到了天津宁河县赵东公社大邓大队，这是个“学大寨”先进队。村不大，只有两个小队，大队书记陈作中算是个知识分子，为人正直，思想活跃。我在这里确实得到了锻炼，这个村人不多，地不少，但都是低洼地。大队搞农田水利工程，我干得最多的活就是挖沟，每人每天要甩出十个立方米的土，有时干不完，常有乡亲帮我收拾残局。虽然艰苦，但我仍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画笔。偶尔包工回来得早一点，哪怕只有20分钟我也会提着小画箱出去画张色彩风景。下地干活时我的口袋里也总装个笔记本当速写本用，一休息便掏出来画上几笔，到了晚上还经常到老乡家画速写。有时夜里开会，没有电，我便躲在农民背后，摸着黑画那在马灯前讲话的人。这样的情景，现在的年轻人是无法想象的。

县文化馆很快知道了我的特长，派张扬老师来看望我，他的主要任务是来组织农民画创作的。张扬老师从不以老师自居，而是耐心地启发我，讲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在这两年的艰苦岁月里，正是有张扬老师的帮助才使我能够坚持创作并不断进步。每当我持续挖沟两三个月实在难以支撑下去而不知哪一天倒下就起不来的时候，就会接到文化馆的通知，调我到县里或市里去搞创作，这真是上天的关爱！

1975年，我被借调到天津搞创作，有幸与天津的著名画家孙克纲、张德育、杜滋龄等老师一起画画，有了他们的帮助指导，进步非常大。我创作的《小兽医》参加了在日本的展览，此作后来被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1976年我又被借调到天津市文化局搞农民画，很巧，张扬老师也和我一起搞。在画一位赤脚医生撑船出诊时，我不会画水，张老师就带我去天津艺术学院找到王颂馀先生，让我跟他学画水；不会画芦苇，又找到孙其峰先生。记得孙先生总是一边示范一边指导我：“别换墨、别换墨，这样从浓到淡层次会特别丰富。”孙先生的教诲，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的两张画完成后，与张老师商量说我明天就回村里。张老师关心地说：“你还是休息一天再回去吧！”的确是太累了，是应该好好睡上一觉了。这一夜我睡得特别死，就在我酣睡的时候，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在万分惊恐之中，我冲出房间。当时我手里拽着一条毛巾被，与张扬老师和王春景老师三个人就是用这条毛巾被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度过了终身难忘的凌晨。天亮了张老师首先想到的是让我回家看看，还好，我的家人都平安，于是我赶紧骑辆自行车返回文化局，本想让张老师骑车回家，谁知张老师已经徒步回芦台的老家了。我心里特别难过，后悔没能让张老师骑上自行车。庆幸的是张老师一家人都平安无事，真是好人有好报啊！

半年后张老师把我送进了天津艺术学院，对我充满了期待。他经常来看望我，也经常给我写信，鼓励我学习，还许愿将来在他百年之后把他的所存画册都送给我。张扬老师待我恩重如山，让我终生难忘。

进入了艺术殿堂，我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我梦寐以求进入艺术殿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此时，正逢十年浩劫结束，国家百废待兴。学校的课堂上终于可以讲“形象思维”了，教学也走上了正轨。天津艺术学院的老师绘画基础很扎实，我在这里得到了众多老师的指导，进步是突飞猛进的。尤其是刘天呈老师，他使我在素描的认识上开了窍，懂得了处理关系的微妙性。他说对和错就差一点，甚至要靠错觉来表达。我们学院有一张李天祥画的大卫石膏像素描，深入的程度使我惊讶，我才知道素描是不能停留在大感觉的“素描味”上的，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终于敢画出我看到的事物真相了。

有一次刘老师布置了一张“炼钢工人”的素描作业，摆好模特，提出要求后就去北京了。一个星期后，刘老师回来看到我已经完成的作业，十分高兴，认为我是个好苗子，于是就给我“吃小灶”。因此，我在刘老师那里看到好多欧洲大师的画册，并在他的分析中知道了许多绘画的基本道理。刘老师还教我欣赏南唐后主李煜的词，那种婉约的境界深深地感染着我，与我的心境和情趣相对应，为我日后略带伤感的审美取向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何家英，1957年出生于天津；1977年考入天津美术学院绘画系学习中国画，198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第九、第十、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当代工笔画协会副会长、天津美术学院何家英工笔画研究所所长、天津画院名誉院长、天津美术馆名誉馆长。 

曾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文联“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中宣部“四个一批”文艺人才等荣誉。擅长当代工笔人物画创作。代表作品有《山地》、《十九秋》、《米脂的婆姨》、《酸葡萄》、《魂系马嵬》、《秋冥》、《桑露》、《舞之憩》、《杨开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