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画问题与某先生的几点商榷

曾经多次拜读先生的『彩墨画』 ，对先生能以中国传统笔墨材质，极力追模客观物象的熟练技艺以及色彩真实感的探索精神很是钦佩。然而，对于探索精神的敬佩绝不等于对先生某些观点的苟同，特就以下几点与先生商榷。

关于『彩墨画』 ，当年徐悲鸿大师曾倡导过，而我就学时的恩师又是他的亲传弟子，所以，这条路我也『盲目自信地走了』几十年。诚如先生所引大师关于《中国画改良之方法》：『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 。原先自己总幼稚地在『融』字上下工夫，反而愈走愈别扭。后来得知大师『倡写实主义，为求真之运动，抨击欧洲人惑人耳目之牟利主义，主张中西分璧，时国人徒知中西合瓦』的警示时，反使我愈走愈清醒起来：原来大师对中国画是采取『守之』 、『继之』 、『改之』 、『增之』（注意：这本身就是中国画发展的优秀传统） ，之后才是『可采入者，融之』。而『融之』则是为了『分璧』 ，为了『自强保种』 ，而没有一丝『全盘西化』从而取代的意思！无论是从大师素描的勾线或是『写意』笔墨的实践中，我们都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近读先生有关文章，从资历看，显然是 『全盘苏化』时期的追随者，那一定还记得前苏联一位著名评论家那句异常精辟的话：『西洋画最「像」自然，而中国画更「像」艺术』。先生现在极力主张以『西洋油画的处理方式』改造中国画，则更应知道毕加索这位大师的著名艺术观点：『我是依我所想来画对象，而不是依我所见来画。』这句话不仅符合『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个普遍的艺术规律，而且暗合了中国古语『境由心造』这一艺术信条。看来先生既不完全熟悉前苏联，又不愿正视西方，似乎还有点自豪于自己是『国学功底不厚』，又『在美术学院工作了一辈子』的中国知识分子，竟然『自信』到将黄宾虹的画『看了一遍』，就能盖棺论定其『俗』、『匠气十足』，以为只要将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有着特殊地位的『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的齐白石的人物画和漫画相提并论，就足以否定其艺术价值了（在先生眼里，漫画是不能算作艺术的，起码不能算作『高级』艺术）。如果这只是先生的个人偏爱，我们也无权责怪。但却是把西画和中国画这两种不同美术观念所形成的画种对比来谈的，这就远远超出了个人喜好的范畴了。

关于『模仿自然』和『畅神』

先生不仅指责『中国画，有几张画得太像了，而又有多少是不像而欺世的作品呢？』 ，而且武断地说：『画中国画的人心里最清楚什么问题是中国画发展的核心问题⋯⋯造型能力弱，色彩贫乏，表现深度与西画相比往往处在相形见绌的位置。﹄因此，要解决这个﹃最致命的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下决心去突破』作为一个画家『起码的绘画必须的技术要求』（即『真』、『像』的写实技术）。大家知道，先生在这里所极力推崇的西洋油画，它的观察方法从一开始就是重自然、重科学理法的，也就是说是通过对透视、解剖、色彩等再现事物的。绘画大师达·芬奇就曾说过：『画家的头脑像一面镜子，真实地反映每个对象，因而可称第二自然。』『绘画便是这无数事物的模仿者。』后印象派大师凡·高也感慨地说：『每当我失去准确的造型，我就怕得要死。』这在照相，特别是彩色照相等技术发明以前，他们是把逼真地再现自然当作最主要的手段和目的。然而作为中国画，则是从社会科学出发，重人文、重意象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绘画只是一种手段，是通过写形来达意抒情的。早在南朝宗炳的《画山水序》中，就提出了『畅神』的观点。到了宋代，山水画大师范宽在谈到自己的绘画时说：『吾与其师于物者，未若师诸心。』苏东坡『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之说更将『师心』、『畅神』作为绘画目的十分明确地提了出来。而元代的倪云林在题画竹时说：『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到了近代，黄宾虹先生也说：『画有三：一、绝似物象者，此欺世盗名之画；二、绝不似物象者，往往托名写意，鱼目混珠，亦欺世盗名之画；三、唯绝似又绝不似于物象者，此乃真画。』石鲁大师则说的更加具体：『从生活到艺术自有一番内功，非以模拟为能，如实如真。盖如实之实，小实也。模仿之能，小能也。而艺之为艺，乃在大真大实，至情至感上分高下，别浅深，辨邪正耶。』他还针对封建士大夫倪云林所谓『聊以写胸中逸气』之语说：『时代变了，我们何乐而不写胸中豪气！』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历代大师们的话，目的在于说明，在这种东方美学理念指导下，对什么是中国画所讲的『不似之似似之』（石涛语）或『妙在似与不似之间』（齐白石语）的审美特质的理解，其实是再清楚不过的：『不似』是超越物象外在的某些表象而加深对其本质上的把握，而不是单纯追求简单的形体的肖似；而『似』则是指这种精神上的内在描述又不至于走到纯抽象的地步，是对『不似』划出的『底线』或『界限』。它极其精辟地概括了中国绘画艺术创作中以意命笔，以情造境，以形寓神，得意忘形的根本法则。那种斤斤计较于形的『复制』从而忽略对本质的追求的作品，格调肯定不高。这种借物写心而形诸笔墨的美学观，这种经过历代大师们由观察、体悟自然从而提炼出足以表现其事物内在本质特征的笔墨『符号』，千百年来，一直指导着中国画的创作，陶冶着中华民族大众的性灵。在世界绘画艺术之林中，她是当之无愧的值得我们骄傲的画种。

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其实，从历史上看，中国很早就有写实画法：三国时画家曹不兴为孙权画屏风，不慎将墨点落到画上，急中生智将其改画为苍蝇，孙权看画时误以为真，举手相弹，一时传为佳话。五代花鸟画家黄筌有《金盆浴鸽图》，『牡丹下金盆，群鸽相浴。有浴者，有不浴者，有将浴者，有浴罢者，有自上飞下者。其十一鸽个个生动，极体物之美，真神品也。』中国绘画很早就有写真一科，就是画像，而且很逼真。然而，作为一般艺术创作，从『尚意』、『畅神』、『写心』等观念看，除写真以外，对于以『像』作为技能标准，中国画艺术家是『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因为，他们有着截然不同于西方的对艺术美学的追求。就连英国浪漫主义代表人物柯勒律治也曾精辟地说过：『假如艺术以临摹自然现象为能事，这是多么无聊的竞赛啊？』而英国著名的艺术学家贡布里希在他的《艺术发展史》中，对采用不同于西洋画家的表现技巧而创作的中国画，则使用了『可以久看不厌』的评价⋯⋯我想，先生尽管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可以不屑一顾，但总该不会对这些西方著名人物的观点也视而不见吧！更何况毕加索还曾说，现代的西方没有艺术，而真正的艺术在非洲、在东方，主要还是在中国。并表示他不仅自己想到中国去学习，而且十分惊讶不少中国的画家、留学生反而要到西方去学艺术这种现象。毕加索曾苦口婆心地规劝那些去西方的人多到博物馆的东方馆里去看看。数年后，有位中国画家问毕加索，你说过想要去中国，为什么一直未能成行？毕加索说，我不敢去，因为中国有一位齐白石。为了证实自己不是开玩笑，他更严肃地拿出了自己一直秘不示人的『作业』：临摹齐白石的数十幅画（并且请人装裱过了）作为证明。

西方模式这副『药方』

其实，百多年来，我们的美术教育一直就是按照西方模式进行的。不知是先贤们处心积虑『改造』中国画的『药方』不灵，还是包括一批批『按照西方模式』培养出来的中国画家们不太灵醒，未按照先贤们所开『药方』治疗范围去生那种『最致命的病』？致使先生今天还要不厌其烦地又一次拿了出来。在这里，我们想问问：此『药』还需再服用几个『疗程』，要再经几个百年才能『使中国画达到真正意义上的高水平』？

『笔墨当随时代』。千百年来，对于一切外来的优秀表现形式或手法，我们也是一贯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洋为中用』的方针，从未加以拒绝过。然而，我们毕竟不是西方。因为，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里，无论是从地域、民族、经济、文化，还是哲学以及审美、宗教等诸多自然和人文因素来看，东、西方都有着极大的差异，也必然形成不同的既绚丽多彩又极具自己民族特色的艺术，自然也包括在世界艺术之林中极具特色的中国画艺术。只要稍微懂得一点点艺术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鲁迅先生关于『愈是民族的则愈是世界的』这个极其确切的名言。我以为『百花齐放』方针同样适用于这里：我们尊重世界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更应该维护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因为中华民族已经创造出了异常璀璨的文化（包括中国画），在这方面，她没有任何对不起我们后代的地方。就连西方著名艺术评论家黛布雷也曾经指出：『一种文化（或媒体）没有必要取代另一种文化（或媒体），它所做的只不过是对另一种文化的补充。』先生以为如何？

科学没有国界，艺术也不能封闭。然而，交流、借鉴、吸收，只能是为了更好地完善和丰富自己，而决不是也不应该被代替。特别是对于已经经历了几千年历练而且独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中国画画种，今天社会又为她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我们更不能被一些来自各方面的杂音所干扰，做出上对不起祖先，下对不起后代，自然也无益于世界艺术之事。

先生『心里最清楚』什么？

『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龚自珍语）。百多年来，国际上某些殖民势力为了更好地实现对其他民族进行统治的目的，千方百计甚至以美元作为资助，寻求『帮手和盟友』，以便使被统治者『不知不觉地把他们有价值的东西换成赝品，并使他们相信这些东西』 ，『处心积虑地对其进行文化的重新构建和渗透，以便从最深层、最根本的意识形态方面去摧毁他们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而一些民族虚无主义者，由于盲目地以为科学的发达必然等同于艺术的发达，进而对待民族文化不分青红皂白，自轻自贱，自暴自弃，一概否定。他们在殖民话语极强的覆盖面前，完全忘记了自己张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责任。先生仅仅以个别人的『宣言』（姑且这样认为，因为他们中个别人对洋人那种亦步亦趋的主张，和一贯坚持中国画优秀传统中的『重在写意』的内涵有着天壤之别，不能一概而论）为据，采取移花接木、鱼目混珠的手法，就给所有中国画家戴上『形迹可疑』的帽子，本非什么学术争论的好方法。它和中国画坛上曾经热闹了一阵子的『棺材』论、『废纸』论，『零』论，甚至和先生自己拿来『批判』的『观点』之间，是否也有某些异曲同工之妙呢？

是的，先生为我们提供的范例是十分写实的俄罗斯画家的《伊凡杀子》，然而先生在具体论述时，却始终是以『西洋油画』和『中国画』这两个不同画种作为对照来阐述自己论点的。不应该忽略的事实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西洋油画中『画什么不像什么』，甚至『画不是什么也不要求像什么』的程度，简直是中国画家所望尘莫及的！试看，那些千方百计让驴子挥动尾巴创作的『油画』；那些身着油彩在画布上来回滚动的『杰作』；那些骑着自行车扎着油彩在画布上『滚』出的『精品』；那些大圈套小圈无所云云的『个人情绪抒发』之作⋯⋯以及我们某些时髦的连正竖颠倒也让人们分不清的大批『画』作⋯⋯在西方，甚至一度在我国简直是铺天盖地（要知道，他们竟然是包括先生所指责的中国式现代派们的祖师爷哩），而偏偏对中国画重在追求意境的传统理念大加挖苦，这种指鹿为马的既不公正也不实事求是的做法，想必不该算作一种严谨的治学精神吧。

也说诗、书、画、印

先生说：『在我看来，还是干什么吆喝什么好，画家首先是画好画，书法家首先是写好字，诗人专心作好诗，硬要把三个不同的学术内容掺和在一起怎么看都不会协调，一幅画能以绘画的形式表现出应有的诗意总比在上面题一首诗更专业。』可以看出，先生对十八世纪德国学者莱辛关于诗画并不同质、不可能结合的观点是奉若神明的。殊不知，这种观点不但在西方早有异议，而对中国画来说，题诗书跋不仅对于绘画意境的升华会产生强烈的映带之致，而且会强化其感染和表现力量。诗情画意，相得益彰，正是中国画艺术独有的特色。被画坛誉为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题墨竹诗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其诗不仅将疾风中的萧萧竹声和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情表达得至精至微，那题诗的书法，其点画和字行排列更与画面珠联璧合，成为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齐白石曾有一幅表现泥玩偶《不倒翁》的画，那被夸张了的形体本身，已将其胸无点墨、只顾为宦、鱼肉百姓的贪官丑态表现得惟妙惟肖，而那诙谐的题诗『乌纱白帽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将汝忽然来打破，浑身何处有心肝？』更是入木三分地使其意境加深了一层，令人读来何等痛快。螃蟹，菊黄时节美味也。抗日战争期间，白石老人题画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鲜明地表达出对侵略者的愤愤不平，其寓意耐人寻味。而每一幅优秀作品中，那一方鲜明又不『跳』的朱红钤印的妙处，岂是『看一遍』就能领略得到的？
至于画面上是否容得下签字位置的问题，试想，一种观念是将事物（事件）当『真』的画，好让观者如临其境，要是签上作者的名字，岂不和『模仿自然』的初衷南辕北辙而成了『假』的么？而中国画家则不同，他们明明白白宣称自己是在『写意』、『畅神』，是从事艺术活动，欣赏者同样清楚自己是在欣赏艺术作品，不单是意境，还有『笔墨』，这两者能相提并论么？这种不管东、西方民族文化的差异，只要洋人怎么样，我们就得照着办，洋人没有的，不管青红皂白，我们就绝对不准有，否则你就是『形迹可疑』，就是『用耳朵看画』，你就是『赔本赚吆喝』，枉吃了『人民供给的小米』⋯⋯先生似乎忘了，文化是时代的火炬，是民族精神的闪光，一个没有精神的民族则是没有希望的民族。现在人们都在讲振兴民族精神，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您是否觉得有必要静下心来，认真思考思考？千万别干那种『赔本赚吆喝』的事了。

文化不能跟着洋人走

写到这里，案头正好送来一份有关《东方之子—杨晓阳》谈《大写意》的文章。这位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西安美术学院院长有一段话，很值得玩味：『从写实到写意，我经历了三十年的探索、研究过程，几乎跨越了半个地球，我曾经把国画画得像西画，曾经深入研究素描、色彩、解剖等一些纯属西画系统的要素。但是我现在彻底画成中国画，彻底画成一种线描和没骨的。线描和没骨完全是中国的，这些东西跟西洋绘画完全是两个路子，完全是接近中国几千年的写意传统。我生长在古都西安，深受古都西安文化的滋养。近二十年，我几乎走遍了全世界的著名美术学院和博物馆，经过对比后得出结论：「东方艺术是世界各种文化形态最好的一种形态，她的成就最高，而且从开始就是最高的。」』『中国人不能跟着洋人走。我们要强调中国人写心的这种艺术主张、艺术精神。无论如何变化，这种艺术要表达人的感情、人的思想、人的感受，而不是表达科学，跟着科学走。』 『在写意造型上⋯⋯不是看什么画什么，而是一种整体时代精神的表示⋯⋯如果画得像照片，那么这个照片是个别的；如果画成绘画，那么就会归纳很多因素在里面，它是整个人对世界的认识。』联想到不久前，当代中国油画的领军人物、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原中央美术学院院长靳尚谊最近关于以写实见长的西方油画『由于摄影等的发明，在世界范围内来讲⋯⋯属于一个衰落的时期』，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美术院校不仅『很不重视』，而且成了『很不重要』的专业，已经是一个『落后』的画种的看法，以及他寄希望于中国画的观点，不知道先生听后又有何种感想。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但单纯追求形象的逼真，还不等于艺术。艺术大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被人们认识，在古今中外屡见不鲜，但并无损于作为大师的地位。艺术的优劣不能简单地以举手表决定高下，更不会被偏见所否定。我们要多点虚心，多点具体分析，少点偏见，不能以移花接木的手段嫁祸于人。正如有人曾经比喻的，自己竖起一个稻草人，然后大声『吆喝』着冲上去将它打倒—这，不是真正的英雄好汉。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八日草成后曾发表于香港《中国画家》
收录时文字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