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指韩愈《杂说》中的“千里马说”，“贾谊”，指苏轼的《贾谊论》。

“千里马说”，说的是伯乐和马，其实是说社会和个人，居庙堂之高的治人的劳心者和处江湖之远的治于人的劳力者。少年时读“千里马说”，好像说到了自己的心里去，觉得非常解气。满腹经纶，一身本事，却得不到重用，没有人赏识，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沉沦泥埃，“只辱于奴隶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汗血盐车，什么时候才能遇到伯乐，拔我于泥潭，使我“一登龙门，身价十倍”，“一经品题，便作佳士”，“扬眉吐气，激昂青云”？可是，“世无伯乐”，我只能“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孤愤啊！郁闷啊！失意啊！不得志啊！埋没人才啊！都是你们害的！都是这个不公的社会害的！

当时虽然也读到了《贾谊论》，但一点感觉也没有，仅有的一点感觉，也是贾谊的怀才不遇，是因为世无伯乐害的！完全违背了苏轼的本意。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如果有人赏识我，使一身本领的我从书画的爱好者提携成为了书协的会员，成了书画的专家，我的不满就能平息了吗？就对“世有伯乐”的社会感恩了吗？大概最多半年，半年之后，又是不满，又是感愤，因为我这时的目标已不是会员，而是书协理事、常务理事、副主席、主席……就像渔夫的老婆，又像《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安排人给乾隆唱的一首歌。凡是自以为本领很大的人，一定欲望的诉求很高，所以他是永远生活在不满足中，生活在抱怨别人、抱怨社会中的。文艺不同于武力，路遥可以知马力，分别出马是否真正的千里。路遥却不可以知文境，把字写得美，美就是水平高、境界高，是千里马；把字写得丑，丑是更美，大美若丑，更美就是水平更高、境界更高，更是千里马。所以，在文艺界，每一匹马都可以是千里马，所以也一定都认为自己是千里马，而别人不是。获得了大奖、当上了主席的书家，可以认为自己是千里马，足以证明自己是千里马，没当上的别人则不是，而且，以自己的千里素质，应该获得更大的奖、当上更大的主席，而却没有获得、当上，所以“世无伯乐”，这个社会还是不公！没有获奖、没有当上主席的书家，也可以认为自己是千里马，别人则不是，那些获了大奖、当了主席的书家，水平多差啊！所以“世无伯乐”，这个社会更是不公。总之，人人活在抱怨中。

我们之所以生如此颠倒梦想的挂碍心，都是韩愈的这篇“千里马说”害的，它支持了我们对自我的高度评价，支持了我们对世无伯乐社会不公的强烈抨击。

知命之后再读韩文，却发现了一个问题。原来，此文不是针对作为“马”的个人而发的，而是针对作为“伯乐”的社会而发的，不是针对处江湖之远而治于人的劳力者发的，而是针对居庙堂之高而治人的劳心者发的。它不是“马”的镜子，“马”要想从中照出自己的方向，那一定是迷失。它是相马、用马“人”的镜子，“人”必须从中照出自己的方向，千万不要有眼无珠，埋没人才。

这个认识的转变是怎么来的呢？便是重新读了苏轼的《贾谊论》。论的是贾谊和汉文，其实也是说马和伯乐，还是个人与社会、处江湖之远治于人的劳力者和居庙堂之高治人的劳心者的关系问题。贾谊几乎可以说是够得上一匹“千里马”了，但卒不得重用，“其后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因为他没有遇到“伯乐”吗？苏轼认为，汉文帝也够得上一位明君了，所以，问题不在汉文身上，而正在贾谊自己身上。“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一定要责备汉文，“然则天下无尧舜，终不可有所为耶”？

所以，韩文说千里，镜鉴的是相马、用马的“人”，“马”不宜用它来指责“世无伯乐”；而苏文论贾谊，镜鉴的是“马”，相马、用马的“人”不宜用它来指责“天下无马”。然而，我们却把它们反过来读了，“马”用韩文这面镜子来照“人”，“人”却不用这面镜子来照自己；“人”用苏文这面镜子来照“马”，“马”却不用这面镜子来照自己。结果，“人”多抱怨“天下无马”——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因为我未尝有过这类“人”的经历；而“马”则多抱怨“世无伯乐”——这是我的切身体会，并由我个人的体会而及于同类的天下“马”。

“人”而抱怨“天下无马”，如项羽、崇祯，但韩信这匹千里马，不是你项羽自己赶走的吗？袁崇焕这匹千里马，不是你崇祯自己杀死的吗？而“马”更抱怨“世无伯乐”，如李白、徐渭、我们。

由千里贾谊二文，都是从小就读的，几十年不辍，明白了一个道理，读书是需要的，但更需要的是读通。这个读“通”的“通”，讲的是把自己放进去读，一定要放准位置、立场。放错了位置、立场，开卷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一切有益，都是检讨自己，感恩社会；一切有害，都是指责别人，感愤社会。怎么才能放准位置呢？就是一定要有自责之心，也即认为自己不学无术、本领很小，不仅不是什么千里马，比贾谊也差得很远。抱着责人之心，永远认为自己本领大得不得了，永远是正确的，而别人都是不行的、错误的，那是永远放不准自己的位置的，无论读有字书还是无字书，结果便是开卷有害，无才反是德了。

“学问莫言我大于人，大于我者还多；境遇莫言我不如人，不如我者还众。”这句话，是明末的钟惺讲的，30多年前读到它，使我在“为学日增”中不断滋长起自大心理的迷雾中如见明灯，并立即联想起少年时学习过的雷锋语录：“工作上要向比自己好的人看齐，生活上要向比自己差的人看齐。”尤其是作为“马”而不是用马“人”、相马“人”的我辈，更应该把此语作为座右铭。

但钟惺虽然这样讲，他本人却并不是这样想，更不是这样做的，在《日知录》中，顾炎武把他列为“敢叛圣人之教”、“无耻之尤”、“贪腐而不孝”的“罪大恶极”仅次于李贽的第二人。人非善类，但言实在是良言啊！我们是不应该因人废言的，特别在今天，裸官们高唱“要热爱祖国，热爱党”，不少裸官并兼为贪官，他们作反腐报告时更斩钉截铁，要求“对腐败必须零容忍”。我们要把他们的裸官、财产公诸于世，甚至绳之于法，但“热爱祖国，热爱党”、“对腐败必须零容忍”之信誓旦旦，我们还是要时刻牢记在心的。

为什么非善类们会发至善言呢？这与我们读“千里说”、《贾谊论》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中的居庙堂之高者，认为“千里说”不是对他们说的，因此不存在“世无伯乐”的问题，而《贾谊论》是对他们说的，因此存在着“天下无马”的问题；我们中的处江湖之远者，认为“千里说”是对他们说的，因此存在着“世无伯乐”的问题，而《贾谊论》不是对他们说的，因此不存在“天下无马”的问题。同样，钟惺也好，裸官也好，贪官也好，那些至理的名言，都是说给别人听的，并要求别人去做的，而他们本人却不需要听，更不需要去做。

回到千里贾谊中来。撇开遇不遇不论，单论工作。“工作做好了，是员工们的功劳，工作没做好，是领导的责任”。这是“千里说”的中心思想，是讲给领导们听的，但我知道领导们一定不要听。不是讲给员工们听的，但我知道员工们一定非常要听。“工作做好了，是领导的英明，工作没做好，是员工的无能”。这是《贾谊论》的中心思想，是讲给员工们听的，但我知道员工们一定不要听；不是讲给领导们听的，但我知道领导们一定非常要听。于是，鞭策领导们提高领导水平的良言，变成了员工们抱怨领导水平不高的依据；而鞭策员工们提高工作水平的良言，又变成了领导们抱怨员工水平不高的依据。而且，双方都坚定地表示，只有自己得到了传统经典的真义。

读书读到觉得自己本领太大了，社会给予我的好处太少了，那一定是读反了。读书读到觉得自己本领太小了，社会给予我的好处太多了，那才是真正读通了。所以，作为一匹“马”，“人”是不是伯乐并不是它所要考虑的问题，其他“马”是不是千里也不是它所要考虑的问题，它所要考虑的只有一个问题：自己决不是千里，所以要不懈地向千里的目标刻苦努力。用韩愈的话说，便是：“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圣人所说：“不患人不知，患不人知。”也是同样的意思。但韩愈的这句话当场遭到他学生们的反驳：先生您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不是业精而行成了吗？为什么跋前蹇后，动辄得咎，连一个书协理事也没混上，比你差得多的人可都当上了主席、副主席啊！韩愈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我的本领比孟子、荀子小得多了，一切没有得到的好处，都是应该得不到的，“乃分之宜”；一切得到的好处，都是不应该得到的，“非其幸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