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给台北的老朋友林先生电子邮件寄去一封黄永玉的信，他回邮件笑我那么贵买了这封信，一定是发了横财，内容如此单薄，他一定不要。可我终究是买了下来，这封写给黄俊东的信：“编辑大佬：‘肥佬张’文及画展作品照片及文奉上，请随意安排。拙作展请柬奉上，望务必光临，不胜荣幸。顺请暑安。黄永玉。六月二日。”

黄俊东曾是香港《明报》的编辑，今年该有80了，是藏书家，是作家，和董桥先生做过同事，有人说，俊东先生任职《明报》的时候，《明报》最好看。这几年京沪拍卖见到不少黄俊东的旧藏了，有的盖他一枚收藏印，有的旁边附了他几句题识，他的毛笔字一般，收藏却很见规模，听说他还有张爱玲写给他的亲笔信，够叫人艳羡的。“肥老张”是张光宇，著名的漫画家，因为人生得胖，所以他的朋友们可爱地称他“肥老张”。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他主持《上海漫画》、《时代漫画》等刊物及时代图书公司期间，是许多非科班出身、摸爬滚打、靠稿费生活的“期刊艺术家”的带头大哥。张光宇有个弟弟张正宇，画家，黄永玉12岁生日，得到的生日礼物便是黄永玉父亲赠送的张光宇、张正宇兄弟合作的一本《漫画事典》。

二

去年在台北，林先生兴冲冲约我看一幅黄永玉的书法，一页手掌那么大的宣纸上稀稀落落写了几个字，他说是黄永玉1948年住在台北时送他父执陈叔的，前些年陈叔辞世，陈公子专心做流行音乐，对这些文绉绉的纸片毫无兴趣，就请陈公子匀了给他。我向来宠爱老宣纸，黄永玉的字没有打动我，那时候年轻人似乎尚未好好习字，这张小宣纸历经半个多世纪，俨然旧成了有学问的老夫子，黄晕苍茫，是晚霞是红梅，醇极了。林先生“怨”我左顾而言他，扫了他的兴，粗粗叹口气霎时没了神采。黄永玉来台湾是随张正宇一起编一部《今日台湾》的风光大画册，做帮手的另有漫画家陆志痒，后来又来了朗静山。画册以摄影为主，郎静山是摄影大师，他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有回众人陪摄影家去拍日月潭发电厂山上那三根大输水管，高度不够，便站在朋友赠送的一部照相机上。黄永玉至今想不通，一部照相机结实得竟经得住一个郞静山。

林先生说曾听陈叔讲起，当年见黄永玉在台北打过架，一天晚上黄永玉打了当地一个男青年。故事是真的，不过打人的是陆志痒，不是黄永玉。那天晚上大伙儿在台北公园听音乐会，演出中黄永玉去洗手间，顺手将帽子放在座位上，回来时发现一位年轻女子占了他位子，并把帽子压在了屁股底下。口角随即引出，坐在年轻女子后排的3位男士朋友忽然有一位打了黄永玉一下，黄永玉不示弱，把3个男人约去公园外面，陆志痒一副老大哥的气魄，站起身跟了出来，到得公园外面，立时一个下马威，给了其中一个男人狠狠一拳，那人挨了这一拳，摔出两三米再撞上公园的矮围墙，直挺挺躺在地上爬不起身了，女子与另两个男人见状拔腿就跑，陆志痒看看小兄弟，用含糊的浦东话问：“吧事体？”几天后的一个早晨，黄永玉在朋友的安排下，坐上一部卡车，到基隆搭船去了香港。林先生愣了一愣，奇怪我如何知道这些旧事，“这样的趣闻入得了民国笔记小说。”他说。我得意地笑笑：“多读书么，黄永玉说的。”“我知道，他出了不少书，老头儿可真厉害！”林先生难掩敬慕之情，两只眼睛转瞬神气起来。“十几岁的小家伙，八年抗战，一路看书，一路背着书逃难，那么爱读书，难怪文字功底了得。”我其实比林先生更敬慕黄先生。

17岁的黄永玉遇见弘一法师，法师问黄永玉他的字写得怎么样，黄永玉说：“唔！不太好！没有力量，老子喜欢有力量的字。”黄永玉后来的字的确写得有力量，像他的画，那么奔放，那么有生命。“永玉九十”，去年我在上海图书馆参观了“我的文学行当——黄永玉作品展”，老头儿说自己眼睛不老花，血压挺正常，心脏没问题，每天工作将近10个小时。他不服老，可是偏偏90岁了：“世界长大了，我他妈也老了。” 老头儿用毛笔把这几个字写得刚劲苍拙，倔强地像棵老松树。我明白这“老”字的意义，黄先生一辈子颠簸辗转，眨眼飘忽如了幻梦：“故事一串串，像挂在树梢尖上的冬天凋零的干果，已经痛苦得提不起来。”《这些忧郁的碎屑》、《太阳下的风景》、《比我老的老头》……故事，一本本书里写了又写，我每回看每回笑，每回看每回凄切。他的一生，像小说，或许比任何一部小说情节更起伏；像散文，或许比任何一章散文情感更真挚；像诗词，或许比任何一首诗词情境更浪漫。正是这颠簸辗转的人生，倔出他一副硬骨头，倔出一个有情有义的湘西汉子。

“写给黄俊东短短一封信，用笔方折字字俊朗，都脱不开一个倔字。这就是个倔老头儿。”林先生回我的邮件里末尾写了这么一句。林先生说的一点不错，这像黄先生的表叔沈从文，钱钟书说：“你别看沈从文老实、随和，他不想干的事，你让他干试试。”那是湘西人血液里天生的不屈和孤傲。“文革”时一次挨批斗，黄永玉被打得厉害，他没办法还手，却不哭一声不喊一声，死站着让人打。“要是哭了喊了就是孬种，湘西人就是这样，不能还手的时候，让别人看着挨打的派头和风度。”黄永玉说。他的第一篇文学“著作”诞生在4岁、5岁之际，写在老家新房子的窗板上：“我们在家里，大家有事做。”为此也挨了他父亲一顿打。我不明白他父亲为什么要动手，但这位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就倔强着写书写到了91岁，还要写到100岁。

三

收藏的感觉因人而定，正如黄永玉将自己展览的地点首选在上海，他爱这座城市，尽管年轻时在上海的日子没有一天不辛苦，可始终那么热爱它，没有原因，也不需要原因。我想林先生一定能懂我——对了，前几天中央大学的朋友佩怡替我查清楚，台北公园又叫新公园，1908年完工，如今换了名字，二二八和平公园，1996年，为了纪念二二八事件。林先生说，下次一定要带我去台北公园走走，听听音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