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下情涌：出发或方向——宁波美术馆馆藏宁波籍版画名家作品展的策展意图在于：宁波出发，方向四面八方。创作这些藏品的画家都是宁波籍，他们的原点就是宁波，就像风筝一样飞向四面八方后，他们在当地的生活与工作怎样影响或改变了他们的创作风格呢，这的确很符合法国艺术哲学家丹纳在其著作《艺术哲学》中探讨和研究关于地域性及其文化氛围，对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的影响，即艺术家生活的特定环境与文化氛围，在相当程度上启蒙了艺术家，影响着其艺术取向与审美追求，直至作品的形式、语言、风格、面貌。在笔者看来，中国有着沉实丰厚的地域文化，并同古往今来的艺术有着不解之缘。因为一个画家的创作，除了精湛的技巧、深刻的思想、艺术的磨砺，还有画家本身的经历、阅历、情感、知识、智慧等，都会体现在里面。画家创作出的作品，总是会在里面打上画家本人生活的烙印。很多温馨的东西，就是画家心灵化了的故乡。

一般来说, 在相同的地域内容易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稳定的文化群体, 而受这一地域环境中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 美术创作就会形成一定的地域相似性, 也就是形成了一种风格, 这种风格相对来说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事实上，地域性因素对艺术创作的影响是一直存在的，美术史上出现的“画派”大多是以地域性名称冠名呈现的，可见艺术创作和地域性因素密不可分。版画也不例外。中国的版画艺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四川、江苏和黑龙江为代表的地域性发展的特征，到80年代云南版画加入后，出现了群体版画发展的旺盛态势，而进入90年代以来，地域群体性的发展才逐渐有了减弱和淡化的态势。

中国当代版画除了黑龙江版画、云南版画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外，以黑白木刻为主，来表现人物题材的四川版画，以及清新淡雅、擅长运用中国传统水墨套印技法的江苏版画，都在利用本土的文化资源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其实，这种本土文化资源还是或多或少地带有区别于他地的地域性特征，由于共同地域，相似的题材，有组织的创作方式，造就了其别于他地的创作共性。李焕民、史一常年居住于我国西部地区，他们分别是四川版画群体和云南版画群体中的翘楚。在四川版画群体形成过程中，李焕民一直坚持从自己长期生活的地域环境本身特色出发，多次赴四川甘孜、阿坝地区乃至西藏藏族自治区，关注当地藏族人民群众的生活与精神面貌，反映社会现实，积极从本土地域文化中汲取养分，他的版画作品以火热的激情、强烈的色彩效果表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和质朴的生活方式，在歌颂藏族人民崭新生活的同时，塑造了少数民族同胞的新形象。云南版画群体的“绝活”是绝版套色，这种印制方法以印痕不断的叠压，一改传统的多版套色较为单薄的面孔，超越了版画以往概念上的色彩关系的局限性，使画面色彩更加丰富、细腻、浑厚。这种技法和中国传统版画、近代木刻以及主次版套色木刻相去甚远，它是通过技术解构的手法进行创作，从而形成了新的版画图式。史一在创作的高峰期也创作了一批藏区题材的版画作品，这种黑白木刻的方式是源于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版画的血统而让他一直保持的风格。当然，史一还是脱离不了云南版画群体对他的感染，他同样创作了大量以绝版套色完成的作品，而且色彩雅丽、丰富、细腻、浑厚，融入了云南地域性的审美意识，这就充分说明了他的思维和创作语言已经融入了云南地域性的审美意识之中，也说明了地域性群体创作风格特色对画家个体的影响力。

同样，受到居住地创作风格影响的还有许多，比如，贺慕群就是一位为了生活和艺术理想辗转中国台湾以及巴西、西班牙，最后落脚于法国的艺术家，她在巴黎生活和创作达37年之久，其艺术风格则明显受到巴黎自由艺术之风的熏染，静物、人物是画家最常表现的题材，面包、蔬果、生活用具、劳动者、孩子、画家自己……画面简单、单纯、稚拙，充满着西式审美趣味，是明显的法兰西艺术风格。

不同于贺慕群、蒋铁峰等人多地辗转的生活经历，许多宁波籍艺术家离宁波家门口并不远，他们就呆在杭州,最多也只是去了江苏、安徽和江西等地的江南地区。由于江南一带历史传承的传统文化滋养，这里的小桥流水、粉墙黛瓦、绿柳红桃、舟船如梭……构成了其独特风韵。这是一种秀美的、充满诗情画意的文化。常年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的版画名家陈聿强、俞启慧、朱维民在这一地域文化的影响下，创作出平和柔美、清新婉约、诗意盎然的作品。陈聿强的《柳浪闻莺》以其创新的丝网版画技术在菲林聚脂片上随意率兴地滴流，或涂扫，或泼溅，营造出妙趣横生、凝而不滞的多层次的拙朴醇美的墨彩意境。而旅居美国的版画家徐英培在居于江西的十余年间，选取革命历史题材，切身体会井冈山的山山水水，用夸张有力的刀法和简洁概括的人物造型，创作了套色木刻《井冈山斗争生活》组画，1979年在离赣赴中国美术学院任教后又先后创作了《早春》、《断桥残雪》等极富杭州气息的西湖小景。金明华的水印版画具有典型的江苏版画群体的特点,他把中国国画中的水墨技法和水性颜料引入版画，多刻少印，有印有染，极注意留白的经营和虚实处理，充分发挥水的效能，干湿浓淡相得益彰。

不过，作为艺术家生长、成长背景的宁波地域文化难道对艺术家的创作就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吗？受居住地的地域文化的影响、改变与同化难道是不可逆吗？其实也不尽是如此。例如，生活西部云南的何永坤，他的《哀牢春晓》虽然表现的是地处哀牢山区少数民族同胞的日常生活场景，但照样用明快清秀、活泼精致的风格笔调描绘彩云之南生机勃勃的春天景象，其审美明显保留了家乡四明山的情韵、儒雅等文化趣味。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把这种文化趣味表象在画面上的，有许多人是潜移默化地融汇在自己的创作风格中了，更有能够多种地域趣味而化者，能够把在曾经生活过的、最能影响自己创作风格的地域文化发扬光大。比如，生活在云南的蒋铁峰抵美国后，更是将他所倡导的“云南重彩画派”带到了美国，持之以恒，受美国文化影响甚微。以《花季女孩》为例，他借鉴和运用了很多传统艺术的元素,如青铜器、漆器、民间刺绣、岩画等，这正是阳光明媚的云南少数民族风情所体现出来的趣味，线条中交织着丰富的色彩、抑扬顿挫的节奏韵律感。

文化是属于地域的，每一种地域文化，都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相对不同的地域文化，艺术家的作品则呈现出一种文化的集合；相对异域不同的艺术作品，它又体现出一种地域文化式的独特个性。其实，艺术创作的最高目标，并不是艺术的本身，而是表现心灵的境界，展示纯正的美好，那是艺术家追求的一种内心存在着的最完美的崇尚。宁波籍在外艺术家所追求的也正如此，在不断进行的出发与方向选择上，淡定地留在艺术家作品中的，不是迁徙之中的不安与惶惶然，而是没有乡愁的笔下家园。

文/宋文翔（策展人宋文翔系宁波美术馆学术典藏部主任、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协会员、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