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先生说：“一民族有一民族之文艺，有一民族之特点，因文艺是由各民族之性情智慧，结合时地之生活而创成者，非来自偶然也” （《听天阁画谈随笔》）。

毫无疑问，作为西方文艺的油画，要为东方民族所得心应手，民族化是必然的。

陶文杰先生酷爱江南景色，并孜孜以求用油画表达个人独特而强烈的感受，于是西方油画这个艺术手段在他的情感和东方智慧的催化下，便产生了新的生命力。作者一反油画风景不离实景的常态，而是提取了江南景色的精神本质和典型特征，摒弃了西方油画恪守的种种“科学”规则的制约，再造了一个个映射在个人心灵中的江南景色、一个个“似与不似之间”的江南意境。这种再造，显然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写意精神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灵现，它不仅从根本上赋予了油画风景以东方民族文化的特征，而且使油画风景回归到艺术作品所应有的精神高度。其作品淋漓尽致地倾诉了画家对静谧、优美、梦幻般的江南景色的赞美、陶醉和眷恋，真情溢然，意境隽永，耐人寻味，令人震撼；作品动情地呼唤人类关爱自然、珍惜自然、融和自然，同时展现了积极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

令人叫绝的是画家在油画形式语言上的主动进取，同样是一反常态。舍其常规，出其不意地启动冷僻语汇，铺垫语境，刻意于极致化；画面中精微和变幻莫测的细节手法（惜印刷品难窥其妙），传递着画家委婉的情思和感受；这种语言的变革和创造，立足于为我所用，大大地延伸了油画语言的施展空间，不但使之成为画家情感的最佳载体，还成就了其艺术形式上的鲜明个性，体现了艺术表现上的积极姿态，也呈现了艺术品格上的时代特征。积极的能动性使画家的主观感情和客观对象“人天合一”，内容与形式浑然，意象与诗韵并存，情思与时代呼应！

陶文杰从事儿童和艺术读物出版工作30载余，历任编辑、编审、社长兼总编辑。从1989年第七届全国美展起，其作品连续4届美展均获银奖或铜奖；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浙江省美协理事，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CBBY）第二届中国安徒生（插图奖）得主……无论是对于读物大量的编辑、编审工作，还是对于读物大量的插图、连环画创作实践，以及对于油画、中国画艺术的形式把玩，都需要着力于画家对艺术规律的综合感知和探索，因此，在他面前，没有工作与爱好的区别，也没有艺术门类表现技术与手法的绝对壁障。长期艺术工作的历炼和创作修为，促进了他对于艺术本质的透彻认知；须知任何艺术创作上的突破，首先应该是画家个人艺术思维和观念形态上的突破，然后才有可能促成画家艺术智慧的灵光闪现。

西方民族的抽象思维惯性，发展到文艺复兴时期便产生了所谓的“科学”，诸如绘画上的光学、色彩学、透视学、解剖学等等；一切以“科学”为标准，将艺术关进了“物理”的牢笼，这虽然成就了油画技术描绘事物上的绝顶，却因此失掉了诸多艺术精神的气血。艺术是情感的产物，当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发现所谓的“标准”无益于真情实感的抒发时，必然会舍末求本，寻求变革，突破以获得贴切的艺术形式和语言，除非他并没有真正独特的感受，只好以“人云亦云”般的语言敷衍了事，犹如空话、套话，千篇一律。看来，强烈的真情实感是油画艺术本质化、民族化的一帖催化剂，当然，艺术的智慧是根本的根本。陶文杰在油画风景创作上的突破，并不是偶然的，相信也不会是仅此而已的，这不过是一个起点，我们期待着新的可喜进展。

还是潘天寿先生的话：“艺术这个东西是要有不同的，不要去强求相同……如果都相同起来，那不是艺术而像机器生产。当然，艺术大的原则还是同的，但不同民族、不同作家的表现有所不同。不同就是他的成就。”(——1965年在浙江美院附中作中国画讲座)

不同就需要创造，创造才有不同。独特的感受才有独特的意境，独特的意境需要独特的艺术语言；创意境，创形式，创艺术语言……艺术家的作品之所以谓“创作”，皆因创造是艺术的灵魂，而真情实感是灵魂的灵魂；艺贵真情实感，艺贵创造！

文/陈明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