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事起就常见到这只鸟笼。

它就挂在我家老堂屋的里屋，因为挂得时间久了，上面还网了蜘蛛的丝。

这是一只半旧的鸟笼，上面斜搭着一块蒙了尘土的破旧青布。两个鸟的食盂一上一下，都是描花的，有红和绿的颜色，后来知道这叫粉彩。一个是用竹子做的托，把盂子紧紧地卡在笼壁上，一个不知为什么是用棉绳缠到上面的。这是一只非常普通的鸟笼，也没有华丽的装饰。但它有一样东西是别的鸟笼里很少见到的，就是笼子的顶上镶着的一幅圆形的画，是一幅极精致的水墨画。祖父说，这叫笼顶。

笼顶上画着一个人，是个书生，他手里拿着一本书，两只胳膊一上一下迭在胸前，悠然自在地趴在一棵老柳树上。帽子上的飘带飘在风里，柳树的枝条也飘在风里，树的下面有许多嫩嫩的草和柳条一样也在风里飘。树的前面是一池的水，水的波纹如捕鱼的网，那网纹好像也在漾漾地涌动。更神气的是那书生的眼神，他随着你的移动而变化，你围着笼子转到哪里，他都在看你，我常常围着这个笼子转悠、发呆，魂像被它勾了去似的。

后来母亲告诉我，这笼顶是伯父画的，鸟笼也是伯父自己扎制的。

说起伯父，他算得上是我们村里的奇人。乡间的各种活计，耕锄犁耙，种麦收秋，里里外外，样样精通。祖父是个纸扎艺人，每当他手上的纸扎活干不过来时，伯父就下手帮忙，刻花子，沾绣球、叠纸蛾、扎架子，只要祖父带他做一遍，他就能自己做得像模像样，甚至能跟祖父不分上下。另外，伯父还扎得一手好风筝、飞机、蜈蚣、蝴蝶、蜻蜓、八卦、戏人，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只要是他见到过的风筝样式，他都能做出来，而且起的很高、很稳。

但伯父有个让人发怵的倔犟脾气，性子刚烈异常。一次因为一句话和祖父争执起来，碍于长辈的面子未敢当面发作，一气之下放下手里的活计不见了人，家人慌了手脚，亲戚邻居家都寻遍了，没有踪影，此后几年间也没有一点音信。家里人以为他寻了短见，已不在人世。祖母常常想念儿子，不知哭过多少次，埋怨祖父不该和孩子一般见识。

就在伯父失踪的第4个年头上，前村一个姓马的走南闯北的皮货商，忽然间闯进我家，告诉家里他在北京城见到了我的伯父，而且听说是在一个大工厂里当上了工程师，一家人听了悲喜交集，祖母更是泪流满面。待冷静下来，父亲坐不住了，他毅然决定要去北京找我伯父。家人不放心，一是北京太远，二是父亲从未出过远门，担心他路上有什么闪失，但父亲见伯父心切，非去不可。于是家里给他凑了些盘缠，打好行囊背上雨伞就上路了。

父亲走时正是夏季，当他乘坐的火车经过德州时，由于连降暴雨铁路被洪水冲毁，北去的一车人全都被撂在了车站上，通车的日子也杳不知期。雨还在不停地下，纷乱的旅客们只能望天兴叹。父亲心急如焚，他心一横，撑起雨伞，拄着木杖，沿着铁轨向北独自走去。

父亲历尽艰辛，风雨兼程，经过半个多月的跋涉，一路近乎乞讨地摸到了北京。当父亲终于在北京城找到了伯父，两人抱头痛哭之时，他已是一副满嘴燎泡、蓬头垢面的乞丐模样了。

果如皮货商人所说，此时的伯父已是北京一个大工厂的电焊工程师了。

两年后，伯父由于思念父母与家乡，携伯母归乡探亲。不幸的是，伯父此时已身患痨疾，只得留在家中养病。为了排遣心中的苦闷，他养了只画眉，扎了这个鸟笼，并精心绘制了这个笼顶。他常常一手提着笼子，一手领着我村前村后地遛跶。伯父膝下无子，曾几次抱着我对母亲说，等我病好了，把这小子带回北京去闯荡闯荡，一定能成事。可是伯父的病一直未能好转，且一天不如一天。半年后，伯父就离开了人世，伯父去世后，伯母也返回了北京，笼子里的画眉因无人照应，没多少日子也死去了，从此以后这只空笼子就寂寞凄冷地呆在老屋里。

上小学时，在外祖父家，我又见到这只鸟笼，外祖父爱养鸟，是母亲把笼子送给了他。外祖父好洁净，时常把笼子擦拭得周身光亮，还把那只缠着棉绳的盂子换上了一个新刻的木托。年年正月里，全家人跟母亲回娘家去给外祖父磕头，每次都能看到那只笼子挂在院子的小枣树上，鸟儿在笼子里上下跳跃，欢快地啼鸣，那笼顶上的人物画也更加显得生动有神。

“文革”来了，这只笼子也未能逃过劫难。听外祖父说，区上的红卫兵打着红旗，突然来到村里，要搜什么牛鬼蛇神，要挨家挨户地搜。几个带红袖章的红卫兵闯到家里，一眼就瞄到了这只鸟笼，呼啦围过来转着圈审量，问这画是谁画的，应该拉出去批斗！外祖父说人早已不在了，这时，一个矮个子的红卫兵说，上面画的是才子佳人，是封资修货色，是毒草，必须铲除，随即就有人从树上摘下笼子，喊着口号，扬长而去。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只笼子——这只让我牵肠挂肚神魂颠倒的鸟笼。

可笼顶上的那树，那水，那人物却永远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文/李学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