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鸟画家任之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北京，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写意高级研修班，师从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着名画家张立辰先生。读他的作品，会获得一个鲜明的印象，那就是有纯熟的笔墨技巧，有充足的写意精神。

纵观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这样凝聚了传统精华又推动了传统发展的大师们的创作，总会给现在的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中国传统文人画的语言主要不是造型，不是色彩，而是笔墨。中国画是通过笔墨这种抽象的形式来传情达意的。可以这么说，不了解笔墨，就不了解包括文人画在内的中国传统绘画。中国画强调有笔有墨，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石涛在《石涛画语录》中对“笔墨”的见解是：“笔与墨会，是为絪缊，絪缊不分，是为混沌。辟混沌者，舍一画而谁耶？画于山则灵之，画于水则动之，画于林则生之，画于人则逸之。得笔墨之会，解絪缊之分，作辟混沌乎，传诸古今，自成一家，是皆智者得之也。”所以笔墨，是从绘画技术层面进入到精神层面的内容非常丰富的概念，是构成中国画不同于西画境界的主要手段，是中国画家思想境界、精神气质、情感意念的自然流露。简而言之，是一种反映中国文化品格的写意精神。

任之遵循潘天寿先生所倡导的“中国画以意境、气韵、格调为最高境地”，“中国画意境求静，气韵求动，是静中有动”的原则。任之的一系列大写意花鸟画作品，在线的力度、气势和章法、结构方面，都努力师承这一传统。他在驾驭笔、墨、色等方面达到相当自如的境地，像《映日荷花别样红》、《荷塘雨后》这样的作品，磅礴大气，水墨淋漓，展示出坚实的笔墨功力。任之说，作品反映的是内心世界和精神情感，是用“画”去说“话”。而大写意是对写意精神的一种张扬、提升和更大范围的弘扬。他在大写意花鸟画的创作中，表现出充沛的激情，他试图实现传统笔墨意境向现代笔墨构成的转化。他认为：当笔墨能够表达一定的象征意义时，现代笔墨就呈现出来了；山川草木、鸟兽虫鱼都超出外表的形似，而具有独特的性格，画中的气氛和意境也都是有性格的，在给人带来视觉美感的同时，作品的情调、意境、趣味、品格构成的内在的精神美，给予观众以强烈的感染。

任之的大写意精神尤其表现在胡杨树的创作中。在新疆的塔里木河流域，内蒙古额济纳，生长着千年虬曲苍劲的胡杨树，被人们誉为“沙漠守护神”，领尽大漠瀚海风骚，是大自然独钟的奇迹。胡杨树的姿态，放眼落入任之的画中，有的如龙蛇蜷地，旷世淡远；有的似狮虎雄踞，苍劲俊秀；有的虽然肢断骨折，匍匐在地，风霜迷离，却依然挣扎着，试图挺起不屈的脊梁，展示出一种真真切切的生命特征、生命情趣和生命境界。任之笔下的胡杨，《冰雪沁胡杨》、《大漠之神》、《银装素裹》、《戈壁瑞雪》和《胡杨精神》等作品，浑厚苍古。清黄钺云“气厚乃苍”，笔墨苍劲，得自于气的雄浑。这气是自然之气，也是画家胸中之气。任之画中笔墨与构图之间的相互交融，更显华滋苍茫的韵味。胡杨扎根在茫茫大漠的荒野中，刘熙载《艺概》云：“野者，诗之美也。故表圣《诗品》中有‘疏野’一品。”这样的绘画意境，画品中常称为“野逸”，不仅仅是慰娱视觉感官，而且刺激心灵，这种刺激正是人类所需要的一种精神享受。任之深谙此理，他在大写意画里努力使笔墨渗透着一种强健而清新、动中有静的精神，以强化作品给予观众视觉和心灵的感动。他对前人的“用笔之道”有特别的体会，作品中透出一种迅疾如电的笔意和雄健的气势。

在任之的作品中，与笔墨相互辉映的是颇有修养的布局结构，不论大品小品，他都十分注意取舍、虚实、主次、疏密、斜正、开合、穿插、呼应等原则，注意构图在规则中求变化，在变化中求统一，在大写意中讲究大格局，在精微中追求宏大精神。所以他的画既赏心悦目，又经得住细细品味，既适于远瞻，又宜于近观。

任之有艺术天赋，又勤于实践，他的大写意花鸟画格调纯正、清新，予人以美感和力感。他在探求鲜明的个性艺术面貌方面已经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相信他会再接再厉，一定能抵达“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更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