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受过革命熏陶的人，大都有一种使命感，尤其像我这一辈出生在民族危难的蹉跎岁月，从参加革命起，就把民族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系于一身的人。国家落后挨打，民众生灵涂炭，在出生入死中度过了大半生，苦难深重的历史对我最刻骨铭心的教育就是：“国家存亡，匹夫有责。”我深深体会到，只有国家繁荣强盛了，社会才能发展，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过去的担当就是与民族同命运、与人民同命运，为这种大命运而抗争。

我有幸活到现在，活到改革开放的年代，躬逢盛世，备感珍惜。反映在刚刚出版的《周韶华全集》的鲜活内容，是我在思想解放、社会转型期，站在时代前沿，呼呼大美，对中国画领域最敏感问题的探索；是用我的生命直观体验对中国画新发展的追问，秉承着极强的文化使命感，把传承与革新的双重任务担当起来，为中国画的新发展进行的数十年的艰难探索。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建构盛世文化，不仅是对个人艺术风格变化范畴的探索，也是对整个新时期中国画发展的关注，以求对东方绘画美学做出新的解释。如“抱一论”“横向移植论”“隔代遗传论”“全方位观照论”等，是追问时代与历史、追问生命与艺术、追问人类文化与社会种种解答的大融合。这一切都涉及到对当代国画界关于国画革新的回答，为此，我不仅画了难以计数的作品，而且先后写了约百万字的论述。

中国画的新发展，必须张扬大传统观念，即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大传统；必须扩大视野，拓展表现空间，“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地突破文人画家的视野和思维空间，紧追不舍地关注信息时代和当代人的视野和思维空间。

在艺术创作中，我所崇尚的“超大灵魂”和“浩然之气”，具体说，就是推崇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因为英雄是我们时代的脊梁，理想是我们时代的精神支柱。这是我的艺术价值取向，是我在艺术上的核心价值观。

艺术探索和变革之路是走出来的，是脚踏实地苦干出来的。生活现场即艺术现场。数十年来，我从“三江”源头到喜马拉雅山、帕米尔高原，足迹几乎遍及祖国的大山大河。这相当于一次“文化长征”之旅。我的直接感受是博览天地大观而得天地之道、人文之助，大道与天地同和，这是构成我艺术生命的内在根源。艺术大灵魂无不与我的“文化长征”紧密相联，也是我的实践观的最生动体现。

当下的美术工作者，不仅要面对社会，而且要面对自己，特别是要管好自己，坚守本业阵地，始终不渝地为提升艺术的本体性而努力。如果忘记了艺术本体性，去做画外之事，追求身外之物，被功名利禄所俘虏，便会走向艺术腐败，就不再是一位人类灵魂工程师。艺术家的本质是艺术创造，创造最好的作品，把最好的作品奉献给人民，这是我新的担当。

我们已告别了闭关锁国的时代，处在全球交流与对话的当下，我们所从事的中国画艺术也要以全球的大视野和海纳百川的胸怀融汇中西，展现浓郁的民族文化风采，为全人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