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属专题：书法家陈之泉艺术专栏  

1945年我七岁多，妈妈送我进私塾读书。这段时间，面对的读书内容就是认字块，读三字经、百家性、朱子格言等启蒙教课书。教书的杨贺年先生写得一手好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冬天，他有时还在太阳下面给我们上“讲字课”。方块字，在我幼小的脑幕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1947年，我的家乡解放了，于是，我由私塾转入公学。写字，是当时初级小学的主要课程之一。老师给每个初学写字的小学生先写好“底子”，然后我们将白纸敷在“底子”上，每天要写32个五公分见方的大字，大字中间填上小字。写完后送交老师批改。开始，我写的是颜体（即颜真卿的书体）。当时也不知“颜体”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起笔、收笔基本上都是圆形，于是我就把每一“点”瞄得很圆很圆，起笔、收笔也瞄成半圆状。有一天，老师在我写的字上批了三个字——“太圆了！”这三个字并没有引起我的重视，第二天仍然如此交了卷。第三天早晨，老师把写字有毛病的学生叫到院子里，并令其站在台阶上，不准吃早餐。当别的同学吃完早餐后，老师派了一个高年级学生（低年级的学生叫他们为“大学生”），对写字有毛病的同学，在其手掌上各打了一个板子。挨完板子的手发麻、发胀、发痛，滋味不好受。这个板子给了我极大的教训，也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板子打出了决心、打出的毅力。从此之后，我不再写“颜体”了，改写“欧体”（即欧阳修的书法），并下决心好好写。

1950年，还没有升小学四年级，妈妈就送我到高小（高级小学，即五六年级）读书。经单独考试，作为插班生直接升入五年级。在高小的两年中，每天都要写上32个4公分见方的毛笔字，大字中间填小字，除星期天之外，天天如此。我对写字十分认真，大字小字都一样，从不含湖。记得当年写的小楷字有几种形体：一种是正体，另一种是自己创造的美术字（即由柳叶形的线条组成），或是用圆润的线条写成（近似篆体，并非篆体）。当时，我们班上有几个比我大好几岁的同学，他们的字写的相当好，这对我也是一个激励和鞭策。我常常把这些同学作为我学习的榜样。

由于经济比较困难，买不起好的白纸，常常将一些古书翻过来作笔记本使用。老师在课堂上讲课，我们在下边记录就是用这种“废纸”。我做课堂记录比较认真。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在我所作的笔记中，有一页看起来十分满意，因为它排列整齐、字体光整、行笔自如、线条流利，整篇看起来比较活泼。这一页记录写得好的原因我觉得有两点，一是用的古旧书的纸较好，二是沾墨水的笔尖较好；这篇课堂记录为我以后写字增加了信心。

在初中读书三年，每两周要写一篇作文。学校规定写作文必须用毛笔写。这一规定为写好毛笔字起到了积极作用。三年时间使我的小楷毛笔字有了较大长进。学校读书馆有一位老师，书法写得特别好，每逢开大会，写大小标语的任务都是他来完成。我很喜欢这位老师的字的风格。每当他写字的时候，只要时间允许，我都去在旁边见习、仔细观赏，特别注意他的用墨、运笔。这对我来讲是个极好的学习机会。在大学，我学的是“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绘图是这一专业一项基本功。建筑学老师要求我们学生不仅图要画得好，而且图上的“图注”（必须用仿宋字）也要写的漂亮。几年的制图课程，使我书写仿宋字的水平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在“文革”期间，我为本单位宣传组“打工”——抄大字报和写标语。对这一抄写工作，我不只是将其作为一项任务来完成，更重要的是把它作为一个练字的机会来对待。这个“政治任务”干了一年多，对我来讲，等于在社会书法学校进修了一个学年，毛笔字的水平有了较大的长进。这时，我不只是能写楷书、行书和黑体字（写大标语用），而且对篆书和隶书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年多的时间，将我写毛笔字的水平推上了书法行列，写出来的字有了一点“书法”的味道。在广东省建设委员会任职期间，经常到下边出差，一些单位往往要我给他们题字。作为题字，我觉得就拿不出手了。但由于本人对书法有爱好，就经常备一些毛笔和宣纸在家里，一有时间就写一写、练一练，久而久之，写字的水平就有了提高。在此期间，我虽从事政府管理工作，但始终对社会上的书法活动比较关注，一些书法展览，只要时间允许，我都会去看一看。

数十年来，我没有专门临摹过那一个书法大家的书体，我学书法的宗旨是：“集百家之术，成自身之功”。我的体会是：多看多思多实践，运笔用墨方飘然；跨越正书之苦程，成就书家不可行；欲想实现书法梦，苦练十年有可能；攀登书艺之颠峰，尚需文化底蕴浓。

2006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