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柔相济——读谢志高的人物画
本文所属专题:谢志高艺术专栏
人物画,尤其是现代人物画,虽然在“五四”之后,已取得不少成果,涌现出徐悲鸿、蒋兆和、叶浅予、程十发、黄胄等名家,中青年画家也不乏创新者,但人们对人物画仍然不满足。部分原因是用水墨工具按西洋素描的办法来画人物,常常失去中国画那种用线造型所形成的刚柔相济的力感和韵味;而按传统一套来画现代人物,旧瓶装新酒,又不够自然,且缺少现代美感。大体上说,“文革”前中国画的工农兵人物主题画,采用素描法的较多,这大概是导致80年代的逆反心理和反复转向文人小品画的原因之一。文人小品画,多画古典人物,追求造型的变异、夸张和扭曲,虽有笔墨情趣,毕竟距离时代太远,加上不少作者以“新文人”自居,竞相追求画风的放纵和飘逸,形成新的、令人忧虑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画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心里一直憋着一股气,想在现代人物上做出成绩来。中年画家谢志高就是其中的一位。
谢志高受过严格的基础训练。他的写实造型能力是很强的。青少年时代就在家乡广东崭露头角,后来长期生活在北方,边做编辑边从事绘画创作。1978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生班,悉心钻研。在蒋兆和、叶浅予等先生的直接指导和中央美院特有的文化氛围的熏陶下,思路更为开阔,艺术趋向成熟。他在熟练地掌握了西洋素描造型能力的情况下,进一步完善中国水墨传统技法,特别注意领会和理解中国传统人物画的审美观和造型观,在用线、发挥水墨特性的传神写意下工夫,使自己的作品更具内在力感和美。在美院执教及创作实践中,均力倡现代人物画,表现时代精神,他认为这方面的创作即使吃力不讨好也应该坚持,因为这是时代的需要。当许多人从不同方面去尝试、去努力、提供经验,现代人物画自然会形成规模,变劣势为优势,从而扭转画坛风气。谢志高认为,现代人的生活是异常丰富、多样的,给艺术家们的创造提供了极大的可能。
谢志高画过有宏伟气势、造型语言如雕塑般的《建设者》,也画过轻松活泼、犹如田园奏鸣曲的《晒谷》,还画过以形象塑造见长的《凝思》、《祝福》。他有时也画古代人物,如杜甫、李清照、苏东坡等,那是借助这些人物形象来抒发胸怀、寄托自己的感情,表现今人的思考。在近年的作品中,当推他最下工夫,也是画界朋友们最为欣赏和赞扬的是他用了四五年时间搜集素材、反复酝酿琢磨和精心构思的水墨连环画《春蚕》。他在充分发挥水墨特性的同时,成功地刻画了茅盾这部鸿篇巨制中的人物形象、性格塑造、环境描绘和气氛渲染。既忠实于原着、又别有情趣。在40幅不大的画面上,幅幅都有画家明确的立意和艺术追求。有人评价《春蚕》是水墨连环画中的一块碑石,是不过分的。在80年代中国画坛的画风越来越追求随意自由的情况下,这种认真、严谨的精神和忠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态度,尤其值得肯定。志高理解的现实主义是开放的,没有丝毫保守和固步自封的味道。他深深懂得,只有借鉴一些艺术成果,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并消化它们,为我所用,新的创造才会有深度,有力量。对这些,谢志高有深刻的思考。他是一位既善于动手,又善于动脑、动心的画家。他勤奋地学习艺术史和关注美术理论,并参与研讨。这,使他的作品具有某些理性的色彩。他又善于感受生活中千变万化、新鲜活泼、触动人们审美心灵的事物与现象,用生动的绘画语言捕捉和描绘那些微妙的细节,这又使他的作品散发出浓郁的生活气息。
还有一点特别使人称道的,是谢志高兼具南方的灵秀之美和北方的豪迈气势。对此,他的好友、着名画家林墉有过一段精彩的分析。他说,谢志高“从画小桥流水到画驴马高粱,南北的跨越,着实悬殊。但谢志高克服了,驾驭了,熟练了。就画风而论,他以南方人的细腻飞动、清新明丽给厚茸的北国风光披上了轻纱。与沉重的叹息迥异,他的画奏出了北国笛音。而他笔下的南方图画,却由于长期的北国风雪的荡涤,都自然而然地糅进了一股苍莽的阳刚,平添几分硬朗的正气。也许正因为这一点,他的画风在目前画坛的南北殊异中迸出光彩,令人刮目相看”。
严格的写实造型与水墨韵味的巧妙结合也好,理性思考的清晰力量与丰富感情有机交融也好,南方的轻松柔和与北方的粗犷厚朴和谐地集于一体也好,都说明谢志高的艺术兼有刚柔相济的特色。我以为,画家风格成熟的标志是其创造的图像语言连续性与独一无二性的统一。连续性说明他有所承继、有所延续;独一无二性,说明他的创造和发挥。没有连续性的独一无二性,容易把艺术创造引向过分荒诞,而失去“控制”。缺少独一无二性的连续性,又几乎是创造性品格的丧失,于艺术发展无益。谢志高的人物画是有传统精神的,又是有个性的。他从众多的人物画家中“跳”了出来——以其刚柔相济的图像语言。他现在正值创作旺盛期,他在勤奋地实践,似乎在强化自己这种刚柔相济的形象。
已经在好手如林的中国画坛上争得一席位置的谢志高,还会有更光辉的前程,因为刚柔相济的创造,能够提供无限的可能,使他的智慧、才能、胆识和灵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 。
摘自:《文艺评论》2004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