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宝君的“清音”系列只巴掌大小，但方寸之间墨韵悠长；卢平的少数民族人物色彩明快、生动可爱；买鸿钧的“湖山清兴”系列润明空濛，山川云水之间气象万千；谢永增的水墨乡情取法多样，深幽古朴，一派宁静祥和的气象；安华平、莫晓松、方政和等的工笔花鸟，彭薇的工笔人物各具特色……在北京画院策划组织的“咫尺天地——北京画院画家小幅作品展”上，130余幅精彩的小幅作品，吸引了不少观众陆续前往参观。这是继“疆域行歌——北京画院少数民族题材作品展”成功举办后北京画院在职画家再次集体亮相，在越画越大的创作时风下，该展显得别具一格，也令人思索。

“画院就是要用这样的策划和展览，逼着画家思考和创作。”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3月18日接受本报专访，讲述了画院在创作、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一些独特而有效的举措。

美术文化周刊：这次展览规模不大，作品尺幅小但水平高，多数是新作。请您介绍一下北京画院举办此次展览的初衷，组织小幅作品创作是否顺利？

王明明：办小幅中国画创作展的设想是在2013年提出来的，从策划到组织创作、展出，用了两年多时间。

在中国的绘画历史上，传统绘画以小幅创作居多，这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关，如以前卷轴画较多是方便挂在中堂，历代文人藏家对册页、手卷、扇面等特殊尺寸的书画作品十分喜爱，则是因为他们可近距离接触和把玩。这也是书画的用途之一。如今中国画的大创作太多，艺术家为了配合越建越大的场馆，画也越画越大，反而不适应小幅绘画了。画家除了要画大幅作品，也要能够驾驭“以小见大”的小幅作品，这是画家创作功力和综合素养的体现。这个展览今年才推出，也是因为刚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很多画家不适应、画不好。

此外，就艺术的传承而言，小幅中国画更能体现出艺术家对事物的观察、概括和精准的把握，并深入体会传统中国画的艺术规律。宋元明清艺术家创作的巨幅手卷把当时的生活场景如实地记录下来，如《韩熙载夜宴图》、《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等，即使如此，现在看来其尺幅也不算大。现在有些画家作品动辄十几米长，有的人物比真人还大，这样的创作已经超出了其本身所承载的内涵，大反而不是一件好事。艺术家应该做到能放能收、笔精墨妙，用很简单的笔墨来展现丰富的意蕴。

美术文化周刊：画院画家不适应画小画怎么办？最终能提升创作能力吗？

王明明：我们要研究绘画规律性的东西，动不动就是丈二匹、六尺、八尺的作品，也暴露出一种浮躁的心态。关键是画大了以后能不能精，这是个问题。

在一尺之间怎么表现？研究古人典范的作品就知道，它们能流传千古，不是因为画得大，而是艺术的内涵和修养等内在因素决定的。通过小幅国画锻炼大家对中国画学养的追求，明白中国画不是爆发性的，而是养出来的。很多时候不用说，只要一下笔，大家就知道他的修养够不够、底蕴有多少。

展览筹备之初，有些画家觉得很为难，因为没有这样画过。他们虽然经验并不足，但画得很认真。一旦进入语境，他们就能驾驭得了。在进行探索和尝试的同时，尽量做到代表自己的风格。画院在策划这类别人不热衷的展览的同时，也锻炼了画家整体驾驭的能力。以后我们还计划做一个小幅油画展，同时做一些理论研究，这对油画家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美术文化周刊：此次展览作品内容丰富、风格突出，反映了画院画家面貌的多样性。北京画院是如何选拔和培养人才的？

王明明：我们选拔人才是不拘一格降人才。进北京画院的人，首先要考察其思想、人品，其次还完全打破了学历的限制，重点看是否有才华。我比较得意的是，这几年引进了几位根本没有学历的画家如李凤龙、牛朝、刘旭等，我们看中的是他们各方面的修养，比如李凤龙在诗词、书法、绘画等方面都有较深的造诣，且风格独特，这样的画家进来以后，对画院而言是一个补充。又比如，王冠军、孙震生是工笔人物画的领军人物，在招聘画家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引进与他们相同的工笔人物画家了，而是选择艺术面貌和艺术追求上有其他人所不具备的独特性的画家，这对画院传承中国画文脉特别有好处。画院在人才引进和培养方面，必须要冷静地思考，严肃对待。

美术文化周刊：近年来，北京画院在理论研究方面也是成果丰硕，编辑出版了《20世纪北京绘画史》、齐白石研究系列出版物、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列出版物等一系列十分有分量的理论著作。这也与人才密切相关吧？

王明明：北京画院在十几年前也重创作轻研究。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画院成立之初，就指出了画院是创作、研究和培养人才等的学术机构，理论研究是画院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我担任领导以来，主要就抓创作、研究和教学。这些年我们狠抓研究，比如，把齐白石所有的作品出版了不同的版本，仅去年就出版了18本，成套的、单本的、研究的、技法的、画论的，还有4本《大匠之门》的专刊，反响都非常好。之所以能做出来，是因为我们积聚了一批做实事的人，画院虽然人手少，但个个都是多面手。比如姚震西、乐祥海、怀一等是出版、研究方面的人才，吕晓是薛永年先生的博士生，曾在出版社工作多年。有了他们，我们的理论研究得以逐年深入。包括一些选题、老先生的专著，以及对年轻理论家的资助等等，都在顺利展开。做好理论研究对于传承中国画艺术非常重要，对于画家的修养也是一个提升。

北京画院现在的画家、研究人员的平均年龄在45岁以下，即使是做行政、媒体等方面工作的，也是专业出身、多面手。这并不是因为画院编制少，相反画院还有空编。我们要的是一个能顶好几个的人才，不能人浮于事，这样画院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变化，良性发展。

美术文化周刊：在培养社会人才方面，画院现在实行的工作室制是怎样运转的？

王明明：工作室制就是师傅带徒弟，是研修性质的，没有文凭，但教学有特色。现在大学的中国画教学有一个特点：都是你的老师，又都不是你的老师。画院的教学方法虽然很传统，但是可以有针对性地告诉学生该怎么去学习。画院没有画室，老师辅导完之后，学生就得独立思考，独立创作。

我自己有过很多老师，跟很多前辈学过东西。自己会找野食吃，才能真正吃到东西。所以我就强调“老师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老师只是给学生讲、改、示范，课后画家独立创作、思考，收效非常好。我们每年招收150个到200个学生，学费很低，画院还有些画家甚至自己掏钱带学生出去写生，这种半公益性的教学也体现了画院对社会人才培养的担当。

美术文化周刊：画院对于一个地方的文化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社会上对画院的存在还是有质疑的声音。您怎么看？

王明明：这是中国人的心态出了问题。其实，各行各业都存在问题，社会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时候，各地相继成立画院，但是因为画院的目标、定位不明确，不作为、管理不善等原因，有些人主张撤掉画院。文化的发展不是一建一撤的问题，这不是真正对文化负责的态度，只是一种情感的发泄。现在很多问题出在事业单位的机制上，是画院班子的问题，说白了是画院一把手的问题。他的事业心、眼光、战略决定了一个单位的发展，很多问题都是管理不善造成的。难道毒奶粉出来了，中国就不做奶粉了吗？其实做文化不能着急，要循序渐进，社会上出现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对我们的文化管理者而言，最大的压力是怎么用事实告诉社会，我们是为文化建设、文化传承做了事的。

多年来，有些画院的管理者、画家不知道该做什么，有些画院的领导带着画家去走穴、挣钱，那么政府还养你干吗？真没必要了。画院应该对本地区的美术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所以，画院的定位、方向、管理水平和目标十分重要，需要认真思考。

做文化，有些东西不是张扬就可以做好，是和风细雨，润物无声，慢慢去做。我们策划的很多展览，其实前期做了很多工作，在呈现出来的时候，大家会突然发现，你的确做了很多工作。这就和种庄稼一样，默默地种下去，一茬接一茬，等到开花结果的时候，大家自然就明白了。我们最开始做20世纪美术大家系列展览的时候，有人不理解，我的态度是少说空话，只做实事。现在这个系列展成了美术馆界的品牌。我们还逐渐打开了与博物馆尤其是国外博物馆之间交流对话的大门，北京画院和匈牙利合作举办的“蒙卡奇和他的时代：世纪之交的匈牙利艺术”交流展刚刚结束，4月份，由北京画院收藏的108件齐白石作品还将赴布达佩斯，举办“天然之趣——北京画院藏齐白石精品展”。这就是长期踏实做事取得的成果。

文化是需要沉淀的，文化工作者要沉下心来。人都有名利之心，但不能唯名唯利。我们是不是真正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贡献，是不是能够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只要是能，这些事就没有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