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者马波生用中国水墨画的写意语言在抽象的叙事中重构现代汉语文化境域下的后现代都市，这无疑给我的一种后现代文化代码解体的震荡感。

弗朗索瓦•利奥塔曾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描述了后现代咨讯社会的总体发展向度：后现代工业文明凭借科技理性合法且有序地在复制中打造后现代都市，这一切以一种温情的方式向后现代都市的栖居者施加野蛮的生活压力。
后现代高科技使大众文化在越发的精致中给都市的栖居者带来无尽的欲望、暴涨的喧嚣、掠夺性的张力及无意义的快捷，后现代都市工业文明在科技理性的教唆下诱惑着都市栖居者追求无限膨胀的经济可能性。后现代都市被后现代工业文明在科技理性的逻辑排序下代码化了，都市的栖居者必须承受这个特定时代的压迫感。
马波生是栖居于后现代都市的“亚阶层”，他不隶属于科技理性序列化代码下追求商业利润的都市主流，他是悄悄生活在都市边缘的艺术家，是静默的画者，他是以色彩与线条来叙述这个时代的从艺者。

马波生以中国水墨画的写意手法叙事后现代都市，这种叙事是一种对后现代都市颠覆后的重构。后现代都市是无数冰冷金属框架的逻辑组合，是高科技代码的合法化排序，是技术理性调控道德且缺憾文化传统及人文精神的场域。对后现代都市的抵抗皈依原生态的栖居，是当下国际文化艺术界主流思潮的倾向。

中国水墨画在于以抽象的色块与色调来表现写意的空灵，其叙事的语言是一种非逻辑的性情与感性的整合，马波生以中国水墨画来叙事后现代都市，这种叙事的底层深藏着一种内在的对都市后工业文明的拒斥与抵抗。后现代都市与中国水墨传统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蕴里完全持有两类相悖的美学原则，在马波生的都市水墨画中，后现代都市的高科技逻辑代码被降解为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城市山水画”，“城市山水画”就是马波生的作品。把后现代都市置放在中国水墨画的美学原则中给予叙事、给予表现、给予写意化和抽象化，在骨子里，这是对后现代都市的一种温情的解构，是一种含情脉脉的颠覆，是一种诗意的抵抗。

马波生秉有浓郁的都市情节，他曾为此撰文并命题为《我的都市情节》。马波生从中国水墨画中汲取的写意性诗意太浓烈了，以致他在启用中国水墨画的美学原则来表现他所栖居的后现代都市时，在无意中完成了对后现代都市及其后工业文明的抵抗、解构与颠覆。

马波生用中国水墨画来叙述后现代都市，不仅是一种技术上突破，更是一种过度诠释（over-interpretation），正是在这种过度诠释中，画者把解构性的破坏压抑在水墨画的写意之下，以中国水墨画的抽象性与写意性重构在艺术的叙述空间重新打造后现代都市的田园化与牧歌化，以至于在马波生的都市山水画中，后现代都市与栖居者有了亲和感和切近感。当然，这仅是一种以画者的职业意识反动这个时代的虚构与想像，因此，中国水墨画的传统与当下后现代工业文明也得以在马波生的都市山水画中得以完成重构和整合。我们也可以说，他的后现代都市写生是违反后现代都市生存规则诗性叙事，是以中国水墨表现形式的写意在变形的抽象中完成后现代都市空间的重构。这也是中国水墨传统与当下后现代工业文明在马波生重构空间中的对话与互动。

在全球化的时代，西方文化以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强势把后现代高科技在文化的旅行中传送到中国，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政治姿态在大众文化的展开上就是西方文化一体化（unification）的表述，作为大都市：上海与香港、台北、纽约均秉有着后现代工业文明的共通性；人文精神的贫脊是后现代都市在科技理性膨胀下最为显着的时代特征，后现代工业文明是以人文精神的缺失以代价的，马波生启用中国水墨画来叙述后现代都市，其在无意间以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重构了他对后现代都市的想像，这是一种理想，这是一种交汇，这是一种中西文化的对话，画者在都市中栖居的想像与热情使画者选择了中国水墨的抽象叙事对后现代都市进行大写意，后现代都市在马波生的想像与热情中盈溢着诗意和人文精神。
需要最后说明的是，用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表达说： “后现代主义”一词的正式启用是在60年代中期，它出现在一个很特定的领域，那就是建筑。建筑师是第一批有系统地使用“后现代主义”一词的人。 但无论如何，后现代主义的都市建筑在马波生这里“山水画”了，也就是“山水化”。
 

杨乃乔 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