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成功的书家，其审美取向、风格形成无不受一个时代艺术潮流和地域书风的影响。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书法伴随中国新时期文艺的复兴，在经历十年文革的沉寂之后，呈现井喷式的繁荣。“书法热”在中国大地蔓延，形成既守护继承又拓进创新的时代潮流。一些文革幸存下来的老书法家重新被人所尊重，成为各个地域的书坛领袖。在他们的影响下，形成各具特色的地域书风。

在浙江，沙孟海先生作为浙江书坛的领军人物，有一大批追随者，从者若流，形成追求霸悍豪放的地域书风，我姑且称之为当代“浙江书派”。然而，众多的沙老追随者，大都形似而神失。特别在杭州地区，学沙老的千人一面，趋于流俗。而台州卢乐群却卓然独立，他在学习继承自吴昌硕、沙孟海、陆维钊以来的碑帖结合风格的行草创作上，既与吴、沙一脉相承，又别开生面，形成自己独特的面貌，在当代中国书坛产生一定的影响，是当代“浙江书派”的一面旗帜。

80年代初，我尚是懵懂青年，狂热书法。记得那时上海的《书法》杂志每期都要介绍几位活跃在当代的书坛明星。每次我都将喜欢的书法家作品复印下来，装订成册，时时揣摩学习。初见到卢乐群书法时，耳目一新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后来有一次到临海出差机会，在一个朋友家见到卢先生的真迹，雄浑畅达而不失灵动清气的风格让我向往不已。朋友介绍说，卢先生是一家印刷厂的厂长，是一个企业家。这与我的想象差别很大。之前在我的想象中，卢先生应该是一名翩翩书生，无论如何无法与办企业的厂长联系在一起。90年代，卢乐群在全国书法大展中频频获大奖，引人注目。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书法家，长期以来一直是我的一个谜。再后来，伴着书坛的风云变幻，较之其同时期风光无限的书法家，卢先生渐渐淡出书坛，很少见到他的作品。直到前年，浙江美术馆举办“书峰·书风”浙江书法名家展，我作为浙江美术馆工作人员，有机会赴台州采访卢乐群先生，才得以见到心仪多年的卢先生。在短短一天的接触中，卢先生一直很低调平和。他话不多，显得稳健淡定。我们采访他，总是问一句答一句，特别实在。

卢乐群，1942年出生于重庆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祖父、父亲都写得一手好字。父亲还与于右任、沈尹默等有交往。在卢乐群6岁的时候，父亲去了台湾。他留在大陆，与祖父、祖母、母亲生活在台州临海。解放前，祖父在杭州图书馆文澜阁工作，是个传统旧文人。卢乐群自小随祖父学书，打下扎实的童子工。祖父喜碑，常带小乐群观赏台州各地的摩崖碑刻、名家门匾楹联，每每逐家品评，奠定了卢乐群最初的审美取向。后又得识乡贤朱在勤、陈永文等先生。这些先生或长于史论，或擅长翰墨，都对他产生深刻的影响。特别是1974年，朱在勤先生介绍他到杭州拜识沙孟海先生后，沙先生的人品书艺给卢乐群打开一片开阔的艺术视野。后又由沙孟海先生介绍认识陆维钊先生。两位先生都是碑帖融合的一代书法宗师，受他们的教诲和影响，卢乐群远取晋唐经典，近学沙、陆技法，学古不泥古，师今不盲从，逐渐形成他豪放清朗的独特风格。他在总结自己的学书之路时说：“远取近接，学今学古，都要深入而到位，非‘二王’不足以匡定新体，非沙陆不足以走出‘二王’。”

师古鉴今，是一个成功书法家的不二法门。师古，是继承，是根本，是根；鉴今，是发展，是创新，是流。失却一端，都不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书法艺术家。卢乐群的“远取近接”是他成功的总结。“近接”沙陆，使之有了雄强宏阔的笔墨；“远取”“二王”，使之有了清新儒雅的内涵。观其书，雄浑而不粗野，清雅而不娇柔。寓雅于强，借强抒雅，使其书风焕发着丰富的内涵魅力，让人回味。

近代浙江书法，自吴昌硕出，融碑熔帖，富有金石气息的书风是浙江书法的主要地域风格。从吴昌硕到潘天寿、沙孟海、陆维钊，再到卢乐群，无不是豪放为表，变化为里，追求的是“气”与“力”的合奏，“雄”与“清”的齐鸣。卢乐群的书法正是如此，观其书，行草中求篆隶意，气势磅礴，真气弥漫。其行草气贯全篇，行笔如锥划沙，笔力强、笔气厚、笔势壮，行气几乎没有间歇和停顿，往往最后一笔尽情渲泄，或戛然而止，或一泄千里。有时，不计较其中行笔的缺憾，看似单调，细观却有锋铦的起伏波澜，微茫变化。放的是外表，变的是内蕴；粗的是形貌，细的是神情。雄浑而清逸，朗健而茂密。孙过庭《书谱》有言：“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间，殊衄挫于毫芒。”可谓是卢乐群书法的写照。

朱关田作为沙孟海先生的得意弟子，是卢乐群的知者，十年中他先后两次为卢乐群书法集作序。在1990年，他评论卢乐群的书法说：“其笔墨酣间，或似荒荒油云，浑沦一气；或如海山苍苍，气象万千。不惑之后，思虑时见通审，意气也趋平和。‘退从涅槃得真如’，当其偶然命笔，逸笔草草，雄浑豪放处，亦常见有冲淡清雅之趣。”雄浑中蕴含着冲和与清雅，这正是“浙江书派”的精髓处。纵观浙江书坛，受沙孟海先生影响者可谓多矣，然多一味霸悍，失却清雅，沦为恶俗。朱关田先生也得乃师影响，其书亦既强则和，风标独领。因而他对卢乐群的这一评论也就眼光独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