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贤伦举办“我襟怀古”大展，已经是去年的事。当时我正出差台湾，无缘到中国美术馆现场躬逢其盛，但我得地利之便，此前已几次观看他的现场创作，先睹为快地欣赏了部分作品，对其创作面貌和美学追求应该是有所了解的。初秋，偶得半日闲，我泡了一杯好茶，抛开诸多杂事，专心致志翻阅这次大展的作品集，静静地品赏，静静地享受。展览前后媒体的“众声喧哗”自然是一种成功，展览之后若干月、乃至若干年，仍能引发人们的持续关注与思考，这个展览便更是非同一般。

媒体上关于鲍贤伦展览的评述已经很多，都很有见地。此展给我感受最为强烈和深刻的，是一个“古”字。他自云“怀古”，是一种低调的表述，实际上我还是感受到了他“怀古”表象后面雄心勃勃的“野心”，那就是：“复古”。

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复古”是一股此起彼伏的思潮，是一个特定的时代进行变革创新的有力武器。比如，唐代借助于复古思潮，恢复魏晋风骨，对六朝绮糜文风进行无情的批判，而韩愈的“儒学复古运动”是起到纲领性作用的一面大旗。没有“复古”，便不可能出现盛唐气象。北宋的复古革新思潮，对文学艺术的促进也是有目共睹的。元代则有“书法复古主义”。明代更不用说了，有明一代掀起了三次复古高潮，从“前七子”、“后七子”到明末的陈子龙，“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有效地打破了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沉寂局面，迎来了文学艺术的蓬勃发展。明代书画艺术璀璨夺目，彪炳后世，“复古”功莫大焉。

这些话题，展开来洋洋万言也无法说完，我想说的是，“复古”在当下依然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就书法领域而言，自新时期“书法热”兴起以来，看似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实则“城头变幻大王旗”、“三五个人、七八条枪，有枪便是草头王”，拉帮结派，都想做“书坛盟主”，结果便是各种名目的“流派”、“主义”、“思潮”纷纷出笼，而潜心做学问、潜心学古人、潜心临帖的书法家则太少、太少。一句话，很少有人以“坐冷板凳”的姿态去追溯书法的本源，去实现几千年书法长河的疏通与对接。如果要给当今书坛乱象开出一个药方，无非也就是两个字：“复古”。

鲍贤伦的“怀古”便显得格外有意义，有深意。

记得在北京展览之前，鲍贤伦在浙江美术馆举行新闻发布会，我有幸担任主持人，结束时，被现场气氛所感染，忍不住也“客串”提了这样一个问题：

“中国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可谓‘冰山一角’，特定的书体、书风与特定的文化环境、文化土壤密切相关，秦汉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鼎盛期，您的‘梦想秦汉’与‘我襟怀古’，无不透露出对秦汉文化的向往与关注，也就是说您关注的并不仅仅是秦汉的书体，而是秦汉的整体文化，您的书展给我的总体印象是5个字：‘承接与重建’。我想提问的是：秦汉的大文化背景，也即秦汉精神与您所追求的书风有什么关联？也即您如何‘承接’？当今的书法重建、文化重建可以从秦汉传统中汲取什么？也即如何‘重建’？”

鲍贤伦对我的“突然袭击”临场不乱，回答得非常到位。我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在于我觉得他的书法追求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书法展览的范畴，其中贯穿的文化思考，对当下的书法发展和文化复兴，都具有引发人们举一反三思考的效应。后来阅读了他的一系列关于如何“师法古人”的论述，深感他对这些问题是深思熟虑的。比如他认为当今书坛的主要问题还是“法古”不够，“法古”不到位，“法古”不彻底。不要以为没有个人面目便是“泥古”了，其实基本原因还是不能真正做到“法古”。又比如他认为如果真正入古了，出新差不多也在其中了。多想出新是误己，多讲出新是误人。努力把古人的东西“内化”为自己的东西，直到不知道是古人是自己。这些观点都极有见地，也是“复古论”的最好注脚。

此刻，当我面对他的作品集，在西子湖畔品茶沉思时，我对当时提出的问题，也有了新的认识，我潜意识里想提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两个字：“复古”。想问他准备如何“复古”，如何借助于“复古”这一历代文坛艺坛领袖屡试不爽的手段进行书法的承接与重建。

凭着我对鲍贤伦的了解，他可能会微微一笑，避开正面回答。我相信他会这样做，但不会高调地擎起“复古”这面大旗。即便如此，他的“我襟怀古”已经给当今书坛带来足以让人深层次思考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