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鸦，是儿童的天性。虽然儿时涂鸦，未必日后都能成为画家，但涂鸦一定是画家生存的快感与本能。当涂鸦成为职业，便伸展出无数条各自不同的画意人生。

张培础从战士、工人到教授，一生变换的是不同的职业和身份，不变的是他的画意人生。而且，他的创作从1960年代起步，一直跨越到现在，40余年的创作历程，几乎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文艺思潮变迁的缩影。

艺术人生千差万别，但怎样开启每个人的艺术旅途，却会对他以后的创作道路产生深远的影响。当张培础尚未在上海美专毕业就应征入伍而成为大连旅顺口的一名海军战士时，这个本应是科班出身的专业画家，却开始了一条更为艰辛的求艺征途。这意味着，他要从生活的最底层跋涉到他终生向往的专业艺术岗位；这意味着，他的艺术创作充满着丰富的现实生活情感；这甚至意味着，在那个时代他的创作方式与表现方法都必然是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写实性绘画。他是战士，无疑也成为那个时代战士形象的画手。

1964年他的《钢人铁马》和《毛著随身带》出版发表了，画面中表现出的和同时代工农兵画家不同的天分与专业素质，为他赢来了不小的军旅画名。那时，他20岁，人物造型、构图立意都表现得不同凡响。绘画，虽然没有完全改变他的政治命运，但也圆了他青涩的画梦。时代是不幸的，但张培础有幸离开繁华的都市自觉接受生活的砥砺，这种在艰辛中夹杂欢乐的生活，为他日后的艺术创作，积淀了朴素的情感和丰富的素材。而且，他在美专打下的基础，就是在这样一个非专业的专职工作中得到了不断的充实和提高，这是他从部队复员到地方后，能够很快在创作上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还是一个平民角色，复员后的他，成了上海航道局黄浦江上的一名水手。不过，在那个特殊年代，工农兵的身份总比知识分子有地位，他这个既有造型能力又有丰富创作经历的水手，很快就成为上海市的美术创作骨干。从国、油、版的大画种，到水粉、连环画等小画种，他几乎无所不能。以当时标准，那应该是高端水平。他的中国画《闪光》、《势不可挡》和连环画《鸭绿江畔》、《江水滔滔》等，不仅为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所熟悉，而且也成为那个被称作“火红年代”的经典作品，并多次选入当代学者编著的一些美术史册中。

文革作品，作为我们这一代人的集体文化记忆是不会磨损的，尽管作为一种政治理念，这种艺术创作方式违背了艺术规律，值得历史永久地反思与批判。不过，就每件艺术作品、每个艺术创作个体而言，他们未必都有悖于创作规律，未必都缺乏生活的感知，乃至真诚的艺术创造。比如，张培础的连环画《鸭绿江畔》和《江水滔滔》之所以能够画得很贴切和生动，那是和他自己曾作为海军战士和航道水手的生活阅历密切相关的，就是用今天的眼光看，穿越历史的依然是那些真实的细节和质朴有力的形象塑造。而中国画《闪光》，除体现了作者很强的构思、构图与造型能力之外，作品通过“闪光”所表达思想内涵的这种“象征”和“寓意”的阐释方式，已成为当代艺术运用得最普遍的“修辞”语言。艺术的终极判断，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像文革之后用“艺术本体论”替代“艺术社会学”一样，当代艺术也试图用“文化学”颠覆“本体论”。因此，像《闪光》那样的作品反而在当代艺术的语境里能够获得重新释读的空间。

事实上，文革期间锻造和积淀了一大批最可贵的艺术人才，这批人才在文革之后乃至20世纪的最后整整20年间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引领了中国美术在新时期的走向。在建军50周年的全国美展上，张培础的中国画《势不可挡》不仅再次显示了他出色的构思与造型能力，而且展示出他的水墨人物画达到的新水平。此时，他身边已聚拢了一大批上海市的业余作者，他的艺术水准和创作道路对他们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与程十发、刘旦宅那一代人物画家不同，张培础是在文革前后从西画走向水墨人物的，而且，丰富的生活阅历与主题性的创作经验，使他的人物画具有宏大的叙事场面、复杂的人物组合与坚实的形象塑造，他在反复的创作实践中，摸索并掌握了素描加笔墨的水墨人物画技巧。就上海地区而言，除了作为浙派代表的方增先于1984年移居海上而改变了上海人物画创作格局之外，应该说，张培础是当时水墨人物画的主要代表之一。

199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以深圳、上海为象征的现代化城市发展规模迅速地波及全国。在艺术领域，那种主题性的、表现风土人情的创作模式，逐步为探索都市生活的表现所取代。一方面是回归艺术本体，凸现艺术语言自身的审美价值，另一方面则是聚焦都市，表达都市的人文关怀与人文景观。在中国画界，现代水墨衍生而出，“把笔墨还给媒材”，使现代水墨具备了大众文化时代的通俗性和视觉性。而水墨人物，则在拆解了笔墨加素描的大一统模式的同时，也解构了写实主义的观念。都市人物的表现，不再局限于现实视觉经验的具象表达，而试图以虚幻的图式拼凑都市生活的现实场景，以此探索和触摸隐藏在高度物质文明背后的都市情感与心灵。与笔墨加素描的模式不同，都市化的水墨人物往往削弱了人物造型的完整性与坚实性，并从西式造型语言回归传统性笔墨，尽管素描造型意识对新生代而言是根深蒂固的。

对于张培础这样经历过主题性创作的人物画家来说，无疑也存在艺术的都市化转换问题。客观上，1980年代之后，张培础先后执教于上海戏剧学院和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忙于教学和行政的他，更多地是把精力投入到水墨人物画的写生教学中，研究人体、研究水墨语言是他这种职业身份的责任和义务。因此，他把创作上的都市化转换和自己的教学研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相对“新生代”对于都市人物心理的捕捉，张培础的都市人物更具有唯美性。他很少用虚幻的图式，也从不肢解现实，而是有限度地和以往具象写实拉开距离。这种距离，又多半来自他对于笔墨语言的个性化创造。

他的水墨人物也不同于所谓“新文人画”的审美样式。如果说，1980年代末“新文人画”的兴起，是对写实性水墨人物画的反拨，以此消解人物画的主题性和造型性，那么，张培础的水墨人物虽然也以笔墨意蕴构成作品的主要“意味”，但终究没有颠覆人物画造型性的表达。与此相反，因教学而进行的人体研究，不仅深化了他对于人体动态与节奏的把握，而且他的那些概括而生动的笔性墨韵的发挥与创造，无不建基在他对于感受真实性的尊重上，或者说，是现场感受的丰富性，才赋予他的笔墨以无比的灵动、鲜活。因此，他的水墨人物画既没有“新文人画”故做酸腐的程式化，也没有“新生代”都市人物消解现实图景的颓废感。

从主题性创作走向艺术本体的人，大概多少都接受了“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这一对艺术终极判断的影响。张培础虽然不可能完全更生自己对“艺术社会学”的实践与信念，但“有意味的形式”多多少少也成为他都市人物的一种表述追求。对他而言，这种“有意味的形式”不只是画面的视觉形式，更多的是笔性、笔意以及使“墨”在敏感的宣纸上传递出的意气、兴志和趣味。如果说，他从1960年代开始的水墨人物创作，是在浙派人物画讲究“用线”的基础上加入了体面造型的素描关系，那么，在1990年代所开始的都市人物系列中，他完全放弃了体面造型的素描结构，乃至浙派水墨人物勾花点叶式的语言方式，他将传统中的没骨画法放大为人体结构的主要语言，用偌大的笔触去堆塑人体的块面关系。他是在高度素描的基础上抛弃了素描，从而将人体的结构、转折、变化与节奏熔化在没骨画法的用笔之中，表面上是书法用笔，骨子里却包含了许多体面与结构的关系。因此，他的这种“没骨”，不是真的没有筋骨，而是将筋骨与体面融为一体。

他的这种水墨人物，一方面和浙派拉开了距离，即不像浙派那样以花鸟画式线条的轮廓来“包裹”形象，将体面造型平面化；另一方面也区别于以山水皴擦为笔墨根基而讲究体面造型的北派人物画。他的水墨人物，是没骨加线，线面一体，时或全然没骨，时或空勾添面，“线”未必一定是轮廓，“面”也未必全然限于体面与结构。尽管他的水墨人物画偏重于浙派画法，特别是富有浙派那种洒脱而灵动的笔墨，但不得不承认，他把传统的没骨画法转换为富有现代视觉经验的一种表述语言，而且使外在的没骨充盈着内在的造型感和体量关系。也可以说，在浙派那种洒脱而灵动的精神内核下，融入了北派的骨法与骨气。

水墨人物的“意味”，当然在于率意而为的“笔墨”。在“有意味的笔墨”上，张培础俯仰吐纳，融炼百家，以简出之。比如，他的画面追求“淡逸”，不仅人物形象以淡墨出笔，而且整个画面也相应减少色相的对比，他试图在减少浓墨比重的同时，展示淡墨水渍之间丰富的层次。这就像在油画的某种色调中寻找丰富的色彩微差一样，耐人寻味。而且，即使在统领整个画面的淡淡的墨色中，他又会设置几处“浓墨”，这些“浓墨”看来是那么缺少中间墨色的过渡，但实际上，这正是画家在“淡逸”中挑亮的几笔深色，像点睛之笔，全画由此皆“活”。再如，他特别善于“用水”。或水破墨，或墨化水，或水撞墨，或墨冲水，从而使他的“淡逸”充满了水渍与墨痕的交混、离合、渗化、互融的自然之趣。这种水墨之韵、水墨之蕴，才是“淡逸”背后的一种文化哲思。又如，这些“淡逸”水墨的“意味”都是通过笔性、笔意、笔速传递的，他的水墨绝不“无笔而发”。“水墨”本身是一个“面”的概念，只有用与心灵相通相合的笔触才能传达“意与兴会”的线条。在张培础的水墨人物中，到处充满了富有激情的抒写性线条，是那些乘兴挥扫的书法性线条赋予了淡墨以饱满的张力，而笔性的掌握、意趣的发挥、笔所未到气已吞的机巧与老到，才是张培础“有意味的形式”所在。

其实，我们不能把“有意味的形式”只理解为艺术家的个性图式，“有意味的形式”还应包括而且也不能不包括个性化的“笔法”，个性化的笔法才是“绘画性”的根本，才是画家安身立命、锤炼终身的魂灵。张培础于1990年代之后在他的都市人物中所追求的，显然已不是作为图像的“图式”，而是富有“意味”的笔法与笔意，这才是他对于绘画本质的理解与洞悟。

在绘画已被边缘化的当代艺术格局中，“画家”的概念似乎已不如“艺术家”时髦了。不过，以图像和观念为特征的当代艺术，并不能完全等同和取代绘画。我们在张培础的都市人物中欣赏的也并不只是图式和图像，更多的是高度精神化的“涂鸦”，是那种笔性与笔意的张力在支撑着他的艺术和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