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城市重复着它的生命，完全一样，在空荡荡的棋盘里上上下下。居民们重复着表演不同的相同场景;他们用不同组合的口音重复着相同的言论;他们在相同的哈欠中轮流张嘴……”(节选自 伊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

王亚强绘画中的年轻男女，全无表情，如假人一般。他们的时髦衣衫变成了自我表达的唯一方式，而我们则成为了一种游离在他们的空洞之外的见证人，便如同卡尔维诺的小说《看不见的城市》中，笼罩着马可波罗在优卓匹亚遇见的人们，空洞、虚无。难道艺术家是在认为，这些人物正是代表着那些被卷入巨大中国社会现代化和城市化新兴变更的青年人?

当然远不止这些。对艺术家的作品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着力在更广阔意义上所能产生的共鸣和全球化的现象启示。安迪沃霍尔坚持着自己关于“个体可以互换”的观点。在沃霍尔的时代，波普艺术致力于把大量工业社会生产的商业物品的象征意义，与人们已经习惯了的，把商品捆绑于社会价值的意义剥离开来，并用简单明了的线条轮廓勾勒出一些浅显的符号。在王亚强的绘画中，同样出现了大批量生产物品和艺术家的“吉祥物们”，机械、建筑清晰地代表着包围我们的工业化复制品。尽管有些作品的色彩是那么鲜明、线条是那么明晰，但表达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又渗露处不明的，含糊的意味。

王亚强作品中的人物，貌似与绘画中周围的物件和谐、宁静的共存着，但是，这些意趣与简单的将分散各处的片段叠加在一起的拼贴画有所不同的是，在这里，包围着的物件，似乎是与人物的兴趣有关的，而在另一些作品中，又与人物过去的回忆紧密相连。他们之间的关系，看来并不稳定。除去鲜明的背景颜色以及年轻主角们身着的潮流服饰，一股不祥的诡异和不稳定情绪，潜伏其中。

你可能会认为这些作品的图形缺乏深度，而艺术家本人几乎故意不去尝试形成任何三维性的写实效果，比如：人物周围绘制的物件并不成比例，男孩女孩们也经常缺少下半身或是上肢分离，如同在游戏过程中被撕裂的儿童玩具般支离破碎。尽管他们个个都有着简洁干净的服饰和发型，然而人物的眼睛常常是轻轻的闭合着或者直视向前的状态，我们能感觉到他们的内心承载着某种程度的伤痕。

王亚强的男孩女孩们确实就像是可以被交换的玩具娃娃。看起来，像在一个理应茁壮成长的环境中长大的孩童，被他们最喜爱的物件所包围着，但最终仍然迷失了，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无法自处，作为个体无法找到所属的位置。人物的精神迷离与其含糊的外在轮廓一道，形成了画面中“振荡”的运动效果，整个作品几乎在向一个不确定的未来移动着……

与此同时，这些年轻的男女并不如我们所预料的，像那些与大众失去联系的人一样，显现孤立无援的漂泊或是焦灼。反而，隐藏在不光滑表面下的“振荡”力量，带给画面的是一种不祥的伤痕气息，一种蔓延在这些长大的孩童身上的预告，宣告了一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具有的社会价值观念的缺失。现在，只有我们在场外迷惑不解了，那么是什么在振荡呢?画中的人物貌似同这个刚刚产生的有趣问题有着某种联系。

许多物件和年轻人之间存在着和谐关系，这种关系可以将“人”从独立存在的现代价值观体系中解放出来吗?从古代到整个中世纪，与上帝之间的超自然关系填充着存在于内心世界的空洞。但是，人类以完全自我的独立体统治着世俗社会。作为回应，我们逐渐压制和拒绝着有不同美好建议的，任何形式的生存方式。因为那将意味着我们是“特殊”的，对待“特殊”，如同对管理者的恐惧一样，不被求证。

王亚强绘画中的年轻主角们不仅丝毫不尝试掩藏他们的伤痕，而且是欣然暴露着他们的隔离和孤独。这显然是关于缺失物的图像。正是这种肯定和证实，吸引着我们来到这支离破碎的人物旁，去欣赏他们并非是内心的，而是有关于游离性记忆的一种“振荡”图画。也许画面不属于大声地像你“叙述”状，但这些年轻男女被影响着的孤独生活的独特姿态，让王亚强的绘画在我们眼前渐次浮现出特殊的“魅力”。

在中国当代艺术家中，许多人都对中国目前的突然而迅猛的社会变化进行着反思和批判，他们退后一步，以带有距离感的角度来进行艺术创作。在这些当代作品中，既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遗产，又敏锐的察觉着全球化的发展动向问题。王亚强的绘画也是如此，一面是关于今天的存在的个性观念，一面是有关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文化变幻的同步表达。不能仅仅把他的作品定位于中国当代社会的盒子里，这样难免有不恰当的狭隘性。

因此，我们有着强烈的兴趣，在日本展示王亚强的作品，作为一种制度，艺术一直被认为是发源于西方文化中，而当我们介绍新鲜的视角时，我们同时又打开了人们交换新想法的一种可能性。我们很幸运可以在这个展览中展示这样的一种机会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