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书画界、学术界，多把苏轼、李公麟、黄庭坚等称作“文人”；他们的书画，也被称作“文人画”、“文人书法”；他们的雅集活动，更被称作“文人雅集”。总之，宋代读书界的代表人物，一概地都是“文人”。然而，苏轼们真的是“文人”吗？他们乐意别人、包括当时人和作为后人的我们称他们为“文人”吗？

顾炎武《日知录》“文人之多”一节中提到：“宋刘挚之训子孙，每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然则以文人名于世，焉足重哉！”可见，宋代的读书人，其主流是耻为文人的。

我们来看苏轼自己的文字，他从主流面所评论的读书人，几乎没有称“文人”的，而都称“士”、“士人”、“士大夫”。如《书李承宴墨》：“近时士大夫多造墨，墨工亦尽其技。”《书王君佐所蓄墨》：“今时士大夫多贵苏浩然墨。”《书外曾祖程公逸事》：“蜀平，中朝士大夫惮远宦，官阙，选士人有行义者摄。”《跋司马温公布衾铭后》：“士之得道者，视死生祸福，如寒暑昼夜，不知所择，况膏梁脱粟文绣布褐之间哉！”《书黄道辅品茶要录后》：“博学能文，淡然精深，有道之士也。”《题刘景文所收欧阳公书》：“乃知士大夫进易而退难，可以为后生汲汲者之戒。”《题欧阳帖》：“以是知士非进身之难，乞身之难也。”《跋欧阳文忠公书》：“士人历官一任，得外无官谤，中无所愧于心……”《又跋汉杰画山二首》：“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跋李伯时卜居图》：“士大夫逢时遇合，至卿相如反掌，惟归田古今难事也。”《净因院画记》：“盖达士之所寓也欤。”《书杜氏藏诸葛笔》：“善待诸葛氏，如遇士人，以故为尽力，常得其善笔。”《书吴说笔》：“笔若适士大夫意，则工书人不能用，若便于工书者，则虽士大夫亦罕售矣。”《书王定国赠吴说帖》：“去国八年，归见中原士大夫。”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那么，对于真正的文人，他又如何称谓呢？由于在北宋的读书界，文人并不被看重，所以，他一般不称“文人”，但也决不称“士”、“士人”、“士大夫”。如《记子美八阵图诗》称杜甫“真书生习气也”；《书朱象先画后》称阎立本“始以文学进身，卒蒙画师之耻”。包括李贺也说：“若个书生万户侯。”一言以蔽之，在唐宋，尤其是宋，文人们决不把自己归属于士人，而士人们更不会把自己归属于文人。

虽然，我们习惯上将“文人士大夫”并称，但实际上，“文人”和“士人”（即“士大夫”）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都是文化人、读书人，但文人以赋诗作文的才华擅长，士人却以志道弘毅的学养处世；文人所标举的是个性的风流倜傥，士人所标举的是天下的是非风范。

文人，其释义有二。上古时指有文德的人，《书·文侯之命》：“追效于前文人。”《疏》：“追行孝道于前世文德之人。”重在德行 。汉魏以后，专指擅长文章词赋的读书人，王充《论衡·超奇》：“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相当于今天的“文秘”。曹丕《典论·论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则衍而为以吟风弄月、伤怀感时的文采辞藻为胜的人了，相当于今天的“文学家”。今天，更发展为囊括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文化人”了，包括“文学家”和“文史专家”。士人，在北宋之前有多种释义，包括一切从事耕种和军旅的青壮年男子、习文习武而取得官职者、读书人，包括作为文人的读书人和“志道弘毅”的读书人。北宋以降则专指“志道弘毅”的读书人。直到晚明，则把两者的概念混淆，而把一切读书人、尤其是有文采的读书人统称为文人，很少再用“士人”这一名词了。

并不是说，凡是读书人、文化人就是文人，无非有些文人“学优而仕”当了官，而兼有士人的身份。这是今天专家的认识，在唐、宋、元人并不这样认识，包括文人和士人；在顾炎武、黄梨洲、傅青主也不这样认识；在鲁迅等同样不是这样认识。像苏洵、司马光、扬补之、吴镇、顾炎武一类读书人、文化人，他们的根本身份是士人，做上了官不是文人，做不上同样不是文人；而像李白、徐渭、董其昌、袁中郎、袁子才一类读书人、文化人，他们的根本身份是文人，做不上官不是士人，做上了官同样不是士人。“《通鉴》不载文人”。并不是说《资治通鉴》中没有记载读书人、文化人，恰恰相反，读书人、文化人在《通鉴》中占有重要的比重，但因为他们的根本身份多为士人而不是文人，所以说“《通鉴》不载文人”。如果以读书人、文化人即文人，又何来“《通鉴》不载文人”一说？

几年前，读到一篇书评，评的是一位老外的著作《这个世界被知识分子弄得一团糟》。所指的知识分子，不包括科学家、工程师、医生，而专指从事文艺创作和文史哲研究的各类专家，大体上相当于我们所讲的文人。文人无行，闻一多称作“诗人的蛮横”，一两个，可以使这个世界更精彩；普遍了，这个世界就被“弄得一团糟”。所以，自古至今，文人不仅与有知识、有文化的科学家、工程师、医生不是同一类人，更与士人不是同一类人。两者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文化知识，尤其是吟诗作赋的才华，而在于，实的方面，所从事的具体工作，是卖弄风雅还是经时济世；虚的方面，有没有文化的学养，尤其是“志道弘毅”的器识。顾炎武以文人为“不识经术，不通古今”，也就是缺少“器识”的根本，故其骨头亦软。鲁迅认为文人的本性即“奴性”，梁启超则称作“上流无用，下流无耻”，正是鲁迅所指“当上了奴才”和“没有当上奴才”的两种文人的不同表现。昔人评李白、苏轼之异同，认为：“太白有东坡之才，无东坡之学。”“才”者，诗文的才华；“学”者，经济的学识。虽然，苏轼也以赋诗作文的才华名世，但他更以道德忠义的学养贯日月而妙天下，他是士人，决不是文人。顾炎武甚至认为，韩愈如果不做诗文，其“原道”的形象将更高大。

混淆士人和文人的概念，诬苏轼们为文人，是从晚明盛行的。“明三百年养士之不精”，造成了读书界的“何文人之多”，士风大坏，儒学淡泊，文人无行，不可收拾。文人们一面离经叛道，推出与士人迥然相反的价值观，如士人“以天下是非风范为己任”（汉李膺）、不计个人的荣辱得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宋范仲淹）；他们则鼓吹人活着就是为自己，不为自己而为别人、为社会，这一辈子就白活了，“虽夷齐等同尘埃，虽尧舜等同秕糠”（李贽）；人生一世，“五大真乐”、“三大败兴”，就是个人能否尽兴地吃喝玩乐，“破国亡家不与焉”（袁宏道）。一面又把与他们的价值观根本不同的士人也称作文人，如董其昌明确提出“文人之画”的观点，把从唐王维到“元四家”的绘画称作“文人画”。事实上，不要说唐代，就是宋代、元代，根本就没有“文人画”这个术语。“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文人虽然很早就有了，但迄止晚明之前，只有画家画、画工画、士人画，而绝无文人画，不是说当时的文人中没有一个偶尔也画画的，至少他们的画根本不成气候。苏轼所讲的是“士人画”，已如前述；吴镇、黄公望所讲的，同样是“士人画”、“士夫画”而不是“文人画”。唯一的例外，是南宋邓椿在《画继》中所讲的一段话：“画者，文之极也。故古今之人，颇多著意。张彦远所次历代画人，冠裳大半。唐则少陵题咏，曲尽形容，昌黎作记，不遗毫发。本朝文忠欧公、三苏父子、两晁兄弟、山谷、后山、宛邱、淮海、月岩，以至漫仕、龙眠，或品评精高，或挥染超拔。然则画者，岂独艺之云乎？难者以为自古文人，何止数公……”云云。但是一，这里所侧重的，并不是绘画的创作，而是绘画的评论，所提到的人物，除苏轼、米芾、李公麟外，均非“挥染超拔”的“画人”，而是“品评精高”的观画人。其二，当时对绘画的评论，多用诗文的形式展开，不仅文人杜甫用诗文评赏绘画，士人韩愈、苏轼、欧阳修、黄庭坚也用诗文评赏绘画，由于不是从学养的有还是无来论证他们不同的身份，而是从诗文评画的精高来论证他们共同的贡献，所以，用“文人”来统称之，虽然不妥，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就像我们讨论20世纪的书法，不妨把毛主席、弘一与白蕉一并称作书法家，但论根本的身份，毛主席是政治家、思想家，弘一是高僧。同样，谈论诗文时，不妨把韩愈、欧阳修、苏轼们一并称作文人，但论根本的身份，他们都是士人。

但晚明之后的文人们把苏轼们也称作文人，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大抵任何创新者，包括打着“创新”旗号的腐败者，都要把自己与前贤等同在一起。或者将“我”向“他”靠，如“四人帮”明明搞的是封建法西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同，却把自己说成也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拉“他”向“我”靠，如晚明的文人们把苏轼等一大批士人称作是“文人”。其用心，就是通过诬苏轼为文人，推崇其才华而泯灭其学养，进而放纵自己的个性人欲。今天美协画院的某些当权者，把吴冠中“解散美协画院体制”的“真实意思”，解释为“把美协画院做大做强”与之同一套路。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且不论这一观点是否正确，读书人在社会各阶层心目中的印象之高则是毋庸置疑的。从而，不仅士人以天下是非风范为己任，可以表率社会的风气；文人以个性人欲诉求为天理，同样可以表率社会的风气。士人、文人，各有优长，也各有缺陷。士人可敬、可畏，沦于迂腐则可厌；文人可爱、可怜，沦于无耻则可恨。这个“无耻”，在士人看作贬义词，“行己有耻”，是圣人的教诲；但在文人，却是褒义词，如袁中郎便说过，人生的最大快乐就是“恬不知耻”地享受个人物质的和精神的人欲，“用足政策”死去后不为别人、社会留下一分钱。所以，当读书界以士人为主流，文人只是少数，士人为社会的和谐织成了一块锦，扬雄、李白、周邦彦等文人便为这块锦上添加了几朵美丽的花。而当读书界以文人为主流，士人成了少数，社会和谐的锦便被光怪陆离的花搞得支离破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顾炎武），文化的腐败，结果导致的便是“国将不国”。顾炎武有“亡国、亡天下”之说，“亡国”就是政权的更迭，“亡天下”就是文化的腐败，读书人不仅不再成为构建社会和谐的正能量，反而成为败坏社会和谐的负能量。明朝的覆灭，有多方面的原因，军队的腐败，政治的腐败，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场的腐败……根本的则是因为文化的腐败。顾炎武归于“何文人之多”，文人之多又归于李贽“叛圣人之教”的“异端邪说”，“异端邪说”的炽兴又归于王阳明的“心学”。梁启超则认为，阳明心学对于解放程朱理学的束缚还是有功的，但对于李贽以后“上流无用，下流无耻”的文人们，那些“花和尚”，确是“一个也不能饶恕的”。

一言以蔽之，把苏轼们称作“文人”，正标志着从此拉开了文化腐败的序幕。从此，读书界丰富了文人的性灵，却荡然了士人的风骨。所以，“天下兴亡”的责任也就需要由“匹夫之贱”来承当了。

我们看看晚明的社会，内乱外患，风雨飘摇，那些文人们在干什么呢？在朝的超尘脱俗，逍遥于市井风月；在野的愤世嫉俗，放荡于市井风月，酒肆、茶楼、妓院，盛极一时，是发达者奢靡的场所，同时也是失意者放浪的场所。李闯入京，清移明祚，“开门迎贼者生员，缚官投伪者生员”，风雅所致的，竟是斯文扫地如此！将苏轼与之同伍为“文人”，诬苏轼亦甚矣！所以，不扭转“苏轼是文人”的观念，对读书人的才华认识纵然有益，对读书人的学养认识则必定有害。而没有对读书人应有的学养即社会责任、社会担当的认识，文化的腐败便没有底止。一切腐败，始于文化的腐败，亦莫甚于文化的腐败。即使在今天，也还是如此。无非相比于其他的腐败之有法律条文可依从而可治，文化的腐败是无法可依的，无法可依也就是不犯法，不犯法也就没法治。

今天，当我们口口声声称苏轼是“文人”的时候，或许正自知或不知地继续推动着晚明文人的文化腐败。当然，这绝对不犯法。在士人风骨支撑着社会之锦的时候，它还可以为之增添更优雅的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