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美术史论家王伯敏教授是老朋友，平时极少串门，有时通通电话，也只是问个安道个好，但由于彼此有40几年的交往，所以我深知他是位诚实正直、勤奋过人的学者。单就他的美术理论著作来说，在20世纪下半叶的50年间，先后出版的单行本书即多达40多种，如果把他所发表的论文包括在内，总计近千万字。而且这些著述都不是一般的泛泛之作，其中特别是他的代表作、所谓“三史”——即《中国版画史》、《中国绘画史》、《中国美术通史》，更是享盛誉于海内外。为此，沙孟海先生生前曾誉他为“三史罕人”，这个评价可说至为中肯。

尽管如此，王伯敏却从不以此自负，反而表现得十分谦虚，有次他对我说：“我人笨，只好学笨鸟先飞。”他在70岁后，更对我说：“我读书、工作都在学蚂蚁，因为据生物学家观察，蚂蚁虽小，但能拉走比它自身重100倍的东西。可见蚂蚁不仅有劳力，而且有智力。一个人，有蚂蚁的本领不难，但要有蚂蚁的精神却不容易。”他说的这番话，实则是他在工作实践中所体验到的一种哲理。

王伯敏在日常生活方面甘于寂寞是有名的，但学术研究方面，却显得十分活跃。他曾写诗自喻道：“治史经年东西东，”多年来他确是“边读书，边走路”。

王伯敏的卓越学术成就，曾引起中央有关领导的注意。1963年冬天，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听了该部的一位司长向他汇报了王伯敏的《中国绘画史》已经脱稿，将先后在北京、杭州组织专家进行讨论的消息后非常高兴。后来，周扬在一个会议上兴奋地说：“王伯敏是个人才，说明我们对中国美术研究已有新秀……要好好使用他，鼓励他，帮助他，出一个人才不容易。”然而十分遗憾，在周扬说话后不久，“文革”风暴席卷全国，王伯敏不但不被鼓励，反而为写书遭到沉重打击。直到1982年12月，风暴早已过去，王伯敏的这部巨著才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这在全国美术界、学术界曾引起巨大反响。紧接着，日本也出版了翻译本。当时文化部的常务副部长丁峤是我的老战友，他知道我与王伯敏是好朋友，就写信给我说：“《中国绘画史》在北京已难买到，你能不能代我向作者买，或者讨两本，以便请这里的专家写点评价文章。”果然，书寄出不到一个月，《中国文化报》就以显要版面刊出了一篇分量很重的评价文章。丁峤来信说：“我看清样时，对文字没有改动，只是擅自给作者加戴了一顶大帽子：‘中国著名美术史论家’！”1984年6月，我应大众电视金鹰奖授奖大会的邀请，偕同老伴赶赴北京，丁峤得知，就在一个傍晚亲自驱车接我们到他家里共进晚餐。在酒席间，我们又谈起了王伯敏和他的著述，我建议：“文化部应当设个奖项，以便奖励全国有成就的文化人。”丁峤点点头说：“有这个打算，不过要一步步地来。”果然，就在新中国建立50周年大庆的前夕，文化部公布了我国“首届文化艺术学科优秀成果奖”的得奖者名单，王伯敏自然是其中之一。此外，国务院也表彰他“为国家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而给予大奖。

基于上述，王伯敏不仅在国内学术界具有崇高威望，即使在国际上也享有一定盛誉。如日本美术评论家联盟会会长本间正义，就赞颂他的《中国绘画史》的问世，也是“给东洋美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向导”。至于王伯敏所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更是填补了我国以至东方美术史研究的一个空白。此外，他的《山水画发展及流派研究》、《李白杜甫论画诗研究》、《古肖形印研究》等等，其立论都是发前人所未发，具有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

另外，王伯敏也是一位著名的书画家和诗人。他画山水，善于用水，作品神韵显得儒雅飘逸，厚重清新。他工诗，出版有《柏闽诗集》。他的诗同样自具一格，已故词人夏承焘教授曾称颂他的诗是“稳健生趣，质而不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