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正献同志与我相识是在80年前，我们同在上海美专入学，又同在倪贻德先生的教导下画石膏模型，他以成绩优异深得老师的嘉奖。不久，抗战爆发，在1937年冬天，他从上海沦陷区来到重庆，住在我家。我们当时都以满腔热血立志报国，曾一同去投考中央航空军官学校，但双双落榜。当时，倪贻德先生正好在武汉就任新成立的政治部第三厅艺术处美术科科长，来信要我和正献同志去三厅工作。我们一同在三厅工作了4个多月，在那里我们共同在美术工场绘制抗战题材的宣传画，共同参加了在武汉三镇街头举办的抗战文艺游行，周末轰轰烈烈的“宣传周”活动，也共同冒着生命危险在露天防空壕里目睹武汉“四·二九”大空战的实况。那年8月，我辞去三厅的职务，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正献同志仍留在三厅，大武汉撤退后,他随三厅辗转来到重庆。我在1938年12月回到重庆后，不久我们又在重庆见面。当时我和他都已参加“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开始木刻创作。我们又在积极筹办《战斗美术》月刊的工作，正献同志也是刊物的编委之一。这时期，无论是“木协”或是《战斗美术》，正献同志都是积极参与工作的一员。他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态度，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特别是“木协”由重庆移交到桂林后，重庆有关木刻界的活动，都是由正献同志一人在负责联系、张罗一切。1941年当“木协”被国民党反动派非法宣布解散后，我在南方局党组织的安排下，与友人一同搬离重庆去昆明。这时期，正献同志仍留在文委会工作，他便多次与我在通信中讨论恢复全国木刻团体的事宜。他建议再申请备案时，把“协会”改为“研究会”，以加强它的学术性而又便于得到官方的批准。他的建议得到各地木刻界同志的赞同。1942年3月1日，木刻界第二个全国性组织“中国木刻研究会”在重庆中苏文华协会宣告成立了，我和丁正献、刘铁华、邵恒秋、罗颂清5人当选为常务理事。正献同志负责总务组工作，这是协会工作的重头戏，由他负责是最适合不过的。但不久，他辞去文委会工作，去璧山社教学院美术系任教去了，总务组工作便由我代理。研究会的重要会议，正献同志仍赶来参加。

1945年，郭老联合重庆、成都文化界300余人联合签名的对时局宣言，正献同志也是签名者之一。当时正献同志已辞去社教学院的职务，来重庆由朱学范主持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走时，我们又一同组织举办了9人“木刻联展”，参加的有陈烟桥、汪刃静、黄荣灿、梁永泰、刘岘、陆地、王树艺、丁正献、王琦。当时，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同志在《新华日报》采访部接见了部分木刻家和漫画家， 参加人有我和丁正献、王树艺、汪刃锋、刘岘等。在会见时，正献同志发言说：“我们平时没有做什么事情，怎么好意思承受周先生在百忙之中的接见。”恩来同志立刻回答 ：“哪里！哪里！你们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这是大家都看得见的事实。”恩来同志的话，大家听了都感到不胜荣幸。

抗战胜利后，我和正献同志去上海，共同筹办了大规模的“抗战八年木刻展”。正献同志后来去杭州在浙江美术学院工作。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开幕，我和正献同志都是文代会代表，他在南方一团，我在南方二团。我在香港呆了两年，于1950年回到上海，两年后，我来北京之前，曾去杭州会晤一些老朋友，住在正献同志家。当时，正献同志和在杭州的几位老友张漾兮、朱金楼、金浪、金冶、刘苇等同志，十分热情地挽留我留在杭州与他们共事。我未同意他们的热情邀请，仍然来北京中央美院。1953年上半年，正献同志曾来北京在美院参加一个教师短训班的业务进修。我们又见面了，他当时还十分关心我的组织问题，他当时已是“民盟”的成员，他曾经劝我入盟，可是我未接受他的劝告。

后来，经过“肃反”和“反右”以及“文革”动乱，我们虽然各自经历了那些苦难的岁月，所幸都未遇灭顶之灾。1990年，中国美协与中国版协联合举办的为中国版画家颁奖大会，正献同志出席并获得“中国新兴版画成就奖”，我们又在会上重逢，回忆起过去抗战时期在重庆那段岁月，都有不胜今昔之感。后来我又去杭州参加一次全国版画展的评选，在浙江美院聚餐时，我和他坐在一起，聆听他纵谈过去在三厅和文委会时期的往事，如数家珍，许多事情都是我所不知道的，我劝他把这些珍贵的史料用文字记下来，提供人们去研究。不知他是否听了我的这番建议。使我未想到的是这次在杭州的相逢，竟是我们此生最后一次的晤谈。我回到北京时，也一直未与他有通讯联系。

过了几年，才收到他家人寄来的一份讣告，这样一位忠厚、笃实、忠于职守的老好人，静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现在，当他在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的时候，我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草成此文，以寄托我对这位老友的无尽怀念。

正献同志永垂不朽！

2014年9月4日于北京

（王琦曾任中国版画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