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艺术领域，艺术家也需要表态，通过艺术作品进行言说，表达自己的文化批判性和前卫性。“表态”是艺术家艺术立场、思考状态的呈现，也是艺术家获得“前卫”身份的必备条件。笔者质疑的是，当“表态”变成一种身份获得的筹码的时候，这种表态已经变得无足轻重，只是名利场的赌注、噱头，和出身鉴定、血亲认祖没有任何区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商业利益充斥的当代艺术领域里，这种表态成了获得经济成功的途径，以及故作姿态而全然没有实质内涵的“前卫”艺术家的一部分，有点类似激愤的小丑，做着文化巨人的美梦。

强调文化多元、突出身份差异、做虚拟的政治批判、对时下全球格局进行后殖民主义分析……在所有的现实政治环境的氛围中，这些姿态都具有背离现实、反思现实的正确性。但在艺术领域，判断这种正确性的基础是什么？是不是仅有一种姿态就够了？批评家是不是看到一种反叛的姿态，就要赞誉有加？在当代艺术领域，对现实社会的反叛姿态已经具有一种无法讨论的“正确性”，对这种姿态的质疑仿佛就是和主流的合谋，但是我要质疑的是，如果一种没有立场的“反叛”沦落为“时尚”和投机取巧的“捷径”以后，它的针对性是什么？批判性何在？如果说主流艺术是在给现实涂抹脂粉，那么在我看来，这些伪前卫艺术家是在用貌似鲜血的红颜料使自己在前卫艺术领域“红光亮”。

“仅作为表态的前卫性”之所以成为可能，在于许多艺术家仅将“前卫”视为一种表态，而这种表态和自己的立足点却了无关系，前卫成为一种可以标榜的身份，一种貌似叛逆的、言不由衷的站位。与“传统”的简单对立和盲目逃离，不见得就是“前卫”，缺少现实批判性的“前卫”，就像射出去的无靶之箭，看似极具穿刺性，实则轻歌曼舞，毫无用处。

尽管在现实情况下，各类“他者”的现实权利并没有实质性的增长。但以“他者”为立足点的各类艺术创作却在艺术领域有了独特的地位。一方面，进行此类创作的部分艺术家，或者放大自己的真实边缘状态，或者已经金银满屋、名车豪宅，依然标榜自己的边缘状态，并基于此进行创作。另一方面，以“他者”为处理对象的一部分艺术创作仅将选择“他者”视为一种策略，作为自己进军当代美术界的利器，于是，只有边缘人群成为被选择的对象，唯有血腥暴力成为吸引眼球的诱饵，第三世界反而成为国际展览的“主角”。在这样的正确性中，作品的艺术性无人问津，艺术评价标准成为“题材决定论”的时下变体，艺术作品则沦为理论的注脚，“他者”权利在艺术领域被虚拟地无限扩张。

自文艺复兴以来，“艺术家”这个称呼开始在欧洲获得独立身份，经历过现代主义的“艺术英雄”阶段，“艺术家”获得更加自由的空间，强调“艺术自律”的现代主义艺术史无疑慢慢将这些艺术家奉上了神坛。从尼采说“上帝死了”之后，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侵占了神坛的一角。尽管在中世纪以及以前，他们更多是为神坛服务的奴婢。

自古以来，中国的职业“画家”、“雕塑家”（或者统称为“职业艺术家”）从来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只是更多文人介入绘画，才使其地位得以抬升，但是他们身份的真正获得是在20世纪。西方的社会分层机制影响了中国，“艺术家”逐渐成为一个可以与“读书人”（20世纪分化的一支被称为“知识分子”）平起平坐的社会角色。

这是我们谈论“艺术家”的历史语境。当我们说“艺术家”，我们在说什么？说的是哪个类型的艺术家？

我想很多人反映出的是现代主义的“艺术英雄”们，梵高、塞尚、高更、毕加索、马蒂斯……中国与之对应的林风眠、庞薰琹、关良、常玉、潘玉良、赵无极、吴冠中……杜尚颠覆了现代主义的艺术自律模式之后，我们怎么看艺术家呢？随之而来的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更是从各种角度指点出这些“艺术英雄”与社会的更深层的关联性。

杜尚之后又出现了博伊斯，随后的安迪·沃霍尔、杰夫·昆斯、村上隆，接连颠覆“艺术”和“非艺术”的界限，于是有艺术史学惊呼：“艺术死亡了” ！

这一得到发展的艺术史脉络以共时性的方式在中国纷纷登场，各有一批拥戴者。中国当代艺术以其“批判性”、“介入性”、“问题针对性”为其主要基点，其实和康有为、陈独秀、徐悲鸿及其学生等等有更多的潜在的关联性。

上述两个貌似对立的艺术史阐释模式无时不在影响着中国艺术家。

但有两个问题一直是中国当代艺术的软肋：1. 艺术家主体性的自我建构；2. 中国当代艺术语言的独立性。

在潮流的激荡中，在现今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的笼罩下，很少有青年人能成为时代的“冲浪者”。技术难以对付情景的时候，做一两声尖叫，或许能引来更多的关注，这也就是“戾场”的由来。纵观这十几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多少青年艺术家采用这样的方式，并策略性地充当“事件艺术家”？当短暂的浪花平息之时，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尴尬的裸奔哥？

不“立”何来“场”？中国当代艺术的转型期是否已经到来？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可能都只感觉到一个朦胧的意象。但基于对自我主体的塑造与深入挖掘、对社会问题更细致关注的心态已经出现，这不能不让人惊喜。

“从戾场到立场”与其说是一个判断，不如说是一份期盼。抛出这个问题本身可能会引来更多的警觉，这份警觉不仅对艺术创作有益，对批评行为、策展活动、当代艺术史的书写可能都有所价值？

文/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学研究所 刘礼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