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与一位朋友聊天，谈及关于“现代绘画之父”塞尚及其晚年作品的理性与趣味。塞尚的画笔触块垒粗犷，质地茸厚肉感，色彩沉暗殷实，如其人形象般方头方脑的画面形象，透射出塞尚独有的粗拙而又耐人品咂的味道。关于这一点，欧洲艺术理论界竟然有一个研究命题，就叫做“塞尚的笨拙”。以世人的印象，艺术家虽有诸多异于常人之处，或疯癫狂狷，或孤僻寂寞，或奇异跳脱，或躁动激越，但总还敏感灵动，心灵手巧，怎会是笨拙的呢？惯常形容一个人的笨拙，可以通过描述他的样貌和行为，而品味一个艺术家的“笨拙”，就需要回到他的作品与性情。

晚年时期的塞尚，追求物体在画布上的块面感和厚重感，甚至干脆以圆柱体、球体和锥体来处理画面形象，很长一段时间他的作品饱受报刊和公众抨击辱讽，直到后来受到认同和追捧，评论家称他“理性”“有秩序”，克莱夫·贝尔所说那著名的“有意味的形式”，便多以塞尚为范例。当然，塞尚这种“笨拙”的表现样式是有其时代语境的，而在其艺术造诣已臻炉火纯青之境时，固执地坚持这种粗犷的处理，也是对于当时流行审美趣味的一种针锋相对的抵抗。但问题还不在这里，关键是塞尚的“笨”远不止于画面，根据他的自画像及留下来的老照片，这个普罗旺斯帽商的儿子远不如19世纪下半叶巴黎沙龙里的那些精英同行们那样的“文明”，那样的衣着整洁得体、举止清高脱俗，那样的有教养、有“艺术家范儿”。在画像和照片中，我们只能看到一个蜗居在乡村的孤独的男人，有着一个与其画作一般方楞的额头(在其36岁时的自画像中已经全部谢顶)，微微发红的眼圈，目光苦涩困惑，浓密而蓬松潦草的络腮胡子，总是掩盖着紧闭的嘴巴。他常常衣衫邋遢、满身尘土地坐在地上，若有所思，他的所有顽固执著、木讷沉默都写在脸上。就像艺术史家的描述那样，对于艺术，他至死都既看不起别人又认为自己画得不够好，以至于经常用调色刀戳破自己的画布，或是把不满意的画随意丢弃在旷野里。

每每想到这个场景，一份崇敬便从心底泛起。因为我确定，塞尚的“笨拙”不是装出来的，他是发自内心地觉得自己笨、没有达到自己想要做到的程度。我不禁慨叹，在今天，这种“笨拙”是一种多么稀有和高尚的秉赋！

相形之下，如同眼下整个社会的节奏与速度，今天的很多艺术家都太聪明了。他们中一部分人在创作上不断地追求翻新观念，附和风潮；一部分人根据流行风格和市场喜好变换题材、样式，投合藏家需要；一部分人在创作上工于制作，钻研媒介跨界和视觉冲击；还有一部分人精于运作营销，忙于社会活动与频繁展事。与“笨拙”的塞尚相比，他们的精力充沛，瞻前顾后，武功全能，或至少各善一节。至于艺术本身，能够静下来反省者已经少之又少；愤世嫉俗、看不上别人者多如牛毛，而敢于否定自我，发自内心以高标准要求自己、不惜因此陷入痛苦迷茫者，几乎是一个濒临灭绝的奢侈物种。

感悟笨拙，为了突破自己的笨拙以致困惑迷茫，确是更为奢侈的余事了。似乎所有人都忙得不亦乐乎，停不下来，要时刻保持清醒精明，以防“跌倒”，同时还要保持优雅姿态，心照不宣。为了不沦为“笨拙”，不陷入“迷茫”，人们大可以有意识地绕开它们走。然而，艺术的纯真，艺术家直面内心的那种真挚和勇敢，却在这样的麻木中渐渐湮灭。于是我可以愈加肯定地说，当下的艺术创作，需要回到那种珍贵的“笨拙”，去疗救那些自以为是的“聪明”。

“笨拙”首先意味着一种姿态的选择，不自作聪明，不争利取宠，意味着对趋利与钻营的鄙弃。这与艺术的非功利本质相关，主动地摈弃非艺术的目的性，是进入真正的艺术创作的前提，澄清怀抱，解衣般礴，方能进技于道；不在乎眼前名利，不跟从世俗趣味，潜心于一己之理想、判断与思考，是谓大智若愚。近现代中国画大家潘天寿有印章“宠为下”，引老子《道德经》语自勉，其印更有“不雕”“不入时”以自我策励。甘在时尚潮流之外，既是一种策略的自觉，更是一种勇气和自信。

其次，“笨拙”意味着自觉地反对繁复的技艺与机巧，返归单纯与赤城，靠着一股蛮力慢慢地靠近心中理想。画家李可染不但喜画牛，更以“犟牛”“笨牛”自比；作为一代山水画大家，他推崇黄宾虹的成就，谦恭自称“黄师门上笨弟子”。在教学中，他还曾多次告诫学生在处理积墨时要用最“笨”的方法去画；在山水意象的表现处理上，他反对媒介技法的机巧，主张脱离机械地写实，“不与照相机争功”。同样，回看宋元之际文人画思潮的核心思想，也是对于技巧的生与熟的论辩，相对于行家之“巧”的戾家之“拙”，最终成为画坛的主流审美标准。这种乖戾、生拙，正是对于过分熟巧的反拨，反对匠气、俗气、火气这些艺术创作的“大敌”。

最后，“笨拙”还意味着固执和坚忍，有那种“一条路走到黑”的劲头。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宗师徐悲鸿一生坚守“独持己见，一意孤行”的著名箴言，正是那份艺术家的可贵的执拗、倔强，使我们即便在面对他指向现代主义绘画的疾恶如仇的批判，和对中国画笔墨传统的激烈改造时，也不能不钦佩他那份坚守艺术信念的伟力。反过来，正是这种力量使一位艺术家的创作与思想得以永驻。更有五百年前，米开朗基罗将自己比作“倔强的大理石”，他在手记里写道：“我渴望宁静，向往宁静，如果我要活下去，要创造，周围就必须宁静。可是，现时代的生活总是没完没了地乱哄乱嗡，喧嚣不已，我知道我过于敏感，所以我必须常常离群索居，把自己更严实地隐藏起来。”(瓦萨里著、康维迪译《倔强的石头：米开朗基罗传》)选择了一种艺术信念，就等于选择了一种人生。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都市白领圈开始流行起一个叫做“慢生活”的概念。作为一种生活态度与健康心态，它要求人们的日常节奏慢下来、沉着安静下来，感受生活、找到幸福感。静下来后，人们就可以清楚地面对自己，而不过于在乎他人的褒贬评价。这种“慢”不是愚钝，而恰恰是一种智慧。回归本性，直指内心，以静制动，以拙胜巧，这个道理实际上在百年以前的塞尚，千年以前的苏轼、文同等文人画思想中早就彻悟了。

回到当下的美术创作，简单直接地说：某种程度上，不是比谁“聪明”，而是比谁“笨”——这条标准似乎更能够判断一位艺术家的前途与造诣。这里的“笨”是一种禀赋和自觉，就是比谁执着、“一根筋”、有定力，有耐心和毅力，做事情既不避重就轻，也不抄近道儿，踏踏实实、一往无前地奔着目标跬步前行。

难以想象，如果没有了这样的“笨拙”，我们的艺术还剩下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