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乃正先生的《国魂——屈原颂》作于1984年，与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思潮有很密切的关联，作品受到当时“伤痕艺术”整体文化思潮的影响，朱乃正先生将个人的反思扩展到与民族的命运相联系，强调的是“我们后人感怀凭吊的，是屈原的魂，魂非渺迹，而是永世不灭的希望。”民族不能失去民族之“魂”， 他选择屈原作这个崇高且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为国魂的代表，对国魂的呼唤与赞颂，体现另外一种更为深层的忧患意识与民族命运的关切。

从小稿中我们可以看出，朱乃正先生一开始想表现的是“屈原既放、行吟泽畔”的代表性场景，这个场景许多画家曾表现过，如陈老莲、傅抱石的《屈子行吟》，先生在草图中并不是表现屈原的悲苦愁闷，而是举起双手，对命运不公以及志向难圆的 “天问”。屈原遭谗甚至被流放的经历，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保持“忍而不能舍也”的风骨和气节，有着同样被“放逐”经历的朱乃正，最能体会这种无法诉说的无限艰难处境，所以他对屈原的表现是由衷而真切的相似情感的流露和积压已久的愿望。

从他的小稿看，《国魂——屈原颂》在创作中先生也经历了一场创作思想的升华。为了精神性的表达，朱乃正先生经过反复考虑选择了表现屈原的“魂”，屈原之魂作为画家最高之精神寄托，在艺术特点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钱穆认为，“魄属于‘体’，而‘魂’已超越人身，已不随形‘魄’俱灭，“人之死，魄随形埋于地，魂则随气散播于天，古人之魂气，仍可常在，流传于后世千万年之下，故曰归于天。”作品中的屈原之魂从汨罗江中腾空而起，大风中肃立在画面中心的位置，落日的余晖光雾形成亦真亦幻的世界，辅助强调“魂”的特征。

朱乃正先生曾谈过，“如果简单地画张屈原的肖像，再现当时楚国人穿什么衣服或什么鞋子就显得笨了，‘魂’可以比较自由地体现一个精神上的形象，‘国魂’是民族的精神，技术上也根据这个出发点来调整，比如画得太实了就要想办法了，通过光雾、形成的光带使画面蒙眬起来(当然也要有清楚的地方，比如代表汨罗江的江水要清楚)，人物的形象才能升腾起来，画得太实或太重了人就掉下去了。表现历史人物的时候，如果用的顶光、侧光或塑造的痕迹太多，使人一看就是现代人的东西，因为中国的视觉历史没有提供这些，可能就会比较可笑。‘形神兼备’，‘神’是个不具体的东西，表现得怎样就看你的底蕴如何，现代人的肖像越来越雷同，生命力就没有了。”

先生对人物的表现依靠虚实相生、柔韧的曲线为主，形象非常具有“骨相”，并且缜密地安排画面上的“附属物”，这包括人物的服装、周围环境的烘托达到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衣服的飘逸洒脱，线条的饱满凝练，衬托出屈原虽然悲苦憔悴，但镇定，并无一丝软弱和卑微，依然高贵、高傲不屈的“神”。

这件作品，从美术史的角度看，与宋代李唐的《采薇图》有着某种相似性，这两件作品都表现的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可以说伯夷、叔齐、屈原都是主动选择了人生的悲剧结局，面对理想将破灭时同样是抱节不屈。两件作品都旨在表现画面背后很强的寓意或暗示性，借古喻今，所不同的是隐喻的表现手法不同，画面的情绪不同：《国魂》汨罗江落晖的光雾有升腾之态，带给人希望和力量。《采薇》中人物已临绝境，其志不磨，意境较沉郁、凄怆，《国魂》较为高亢、炽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