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新正，我有赴京华数日之游，自然免不了拜会京中师友。抵达次日就在好友刘洪郡的陪同下，去看望了钟天铎先生。得与先生畅谈良久，颇为尽兴。席间，先生助手取出其新作数幅，书法、绘画皆老而新也，即前人所论之“老树着新花”，功夫老到，笔力苍劲，苍劲而鲜活，有其内秀，显其通脱，非俗笔可至也。其中有一长卷，乃先生临《礼器碑》日课，初一看，便觉古意湛湛，似得清人写碑精要。细读之，见其用笔不苟，尤其于汉代隶法了然于胸，纵横之间，无不合古，无不高古。我与同行洪郡兄道：“钟先生此作虽是日常之临写，不过做抚汉人笔意罢了，却得高古如此，今日书坛几人可臻？”言者无意，听者有心。等我回到杭州不久，洪郡兄就来电怂恿一起把钟先生所临的《礼器碑》整理出版，我当即满口答应，我想着，此作得以出版发行，必然是十分有意义。之所以这么说，缘于我读书时一段临写《礼器碑》的课程学习。当年隶书课程中，老师专门设置了两周时间临习《礼器碑》，并带来了很多大家的临摹图片，其中林散之的临作对我印象深刻。干净、细腻是他那件临作的最大特征。尤其是林散之先生用笔时的积点成墨的用笔方式，点画遒劲，丝丝入扣，打开了一种新的书写方法和思路。由今追古，经他人之笔墨来学习古代经典的范本，这本身就是一种合理的借鉴，是一种贴近现实的学习模式。钟天铎先生此卷足可细细研读，其于汉人笔意之理解，有深刻与独到处，自非常人可及。刊行布世，必能嘉惠于后学，此笔者深信不疑也。

在中国书法的发展长河之中，每个时代似乎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书法高度，汉代的隶书就是之后2000年来隶书的法书，不仅被历代书家所取法、学习，其高度甚至是无法逾越的。汉诸碑结体命意，皆可仿佛，独此碑如河汉，可望不可及也。清王澍《虚舟题跋》评云：“隶法以汉为奇，每碑各出一奇，莫有 同者；而此碑尤为奇绝，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又说，“唯《韩勑》无美不备，以为清超却又遒劲，以为遒劲却又肃括。自有分隶以来，莫有超妙如此碑者。”历代推崇至此。作为钟天铎先生日课的临抚之作，他是以一平常心来写的，是学习，更有消遣的意味，作为成名已久，且不乏世俗应酬的他来说，保持这份心境和态度，就足以让人钦佩。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强调这是“日课”，一方面试图淡化日益严重的创作感念，还原书法艺术作品产生的自然与偶然。另一方面也更加凸显出钟天铎先生的笔下功夫与良好状态。因为通观整卷，足以窥见先生运笔坦然从容，又一丝不苟。临作既体现了原碑的形态与精神面貌，充分展现了原碑细劲雄健，端严而峻逸的书风，作为由碑刻还原为笔墨的重新表现，先生又有意识地导向方整之中又兼具阿娜的艺术效果。并且这种种表现，十分自然，在其遒劲的笔力之下，有很强烈的书写性。作为书法，这几年很多人为追求形式，往往忽视了书法的书写性。笔者一直认为，只有在书写中表现自然，同时体现艺术之美，才可以说是得其用笔。否则上下笔画无所联系，气脉不通，又何来通脱？所谓的线条也不过成了自欺欺人的说辞罢了。

清杨守敬论及《礼器碑》：“要而论之，寓奇险于平正，寓疏秀于严密，所以难也。”这个难点也是《礼器碑》的妙处与高处。钟天铎先生的临作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不仅是表面的规整与形似，而是很好地将原碑中那种跌宕变化巧妙而含蓄地予以表现，中国传统艺术的表现就是寓奇险于平正，这是一种不张扬的手段，这是一种雅量，是一种风度，钟先生很好地把握了这个大原则，所以作品就平和而丰富，不单调，不雷同，这也说明他的笔墨语言是十分丰富的。以他的飞白为例子，就是飞白湛湛然也，不空、不飘，笔枯而墨润，老到而鲜活，所以我说先生笔墨是“老树着新花”也。这是功夫，更是境界！

文/谢权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