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美术进京展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北京的圈内人士说感受到一股“海风”扑面吹来，很强烈也很震撼。对于上海新时期的中国画创作，更是体现了创新的意识，面向当代、立足本土。2009年第十一届全国美展中国画展区设在上海，当时媒体就展览中暴露出中国写意精神缺失的问题，有诸多的报导。实际这种情景在十几年前的全国美展中就已经初现端倪，细扣密描，追求物理性的酷肖，忽视艺术家主观美感的表达，然而在展厅中巡视一下，上海的几十件作品中，几乎没有这一类作品。就拿此展中描绘上海城景观的《洋务遗存——上海百年水厂》《多云转阴》《临在》来说，虽然都属具象写实，但却一点都不啰嗦拖沓，各有各的审美取向，各有各的情感追求，在挣脱水墨画固有的语言范式上都跨出了勇敢的一步。上海的其它一些作品也都与全国的流行画风保持着一段距离，上海的中国画在观念与形式上走在全国的前沿。在当今经济、信息、市场、传媒、展览空前繁荣的态势下，上海的艺术家潜心艺术，抵制浮躁，默默地追寻着自己的艺术理想，贡献着自己的智慧。上海很少有在拍场动则千万元的天价在世艺术家，也很少有被媒体追捧，能呼风唤雨的大牌明星艺术家，但是上海不缺优秀艺术家，不缺在学术上有着独特追求，引人瞩目的优秀艺术家。更可喜的是许多年轻艺术家正在创作中稳步地迈入中坚的行列。

上海的中国画受到西方美术的影响，但却又根植于民族传统之中，绝不是历史的偶然景观，而是历史必然的选择。

上海中国画的发展与上海这个城市的历史渊缘密切相连的。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上海成为对外通商的口岸城市，移民不断涌入，文人，艺术家也不例外。如来自浙江的赵之谦、任颐、任薰、任熊、吴昌硕、蒲华，来自安徽的虚谷，形成了最初的海上画派。由于元代以降，重要画家都集中在江南一带的无锡、苏州、湖州、杭州、太仓、松江，上海就处于其间的核心之地。在元代就有任仁发、曹知白居于松江，明代松江的董其昌，又因其在书画艺术上的独特成就，成为晚明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代宗师。他将中国的山水画的笔墨语言，趋向于绘画的本体，形成了超然于造型之外的更具抽象意味的文人个性的水墨语言。没有董其昌或许也就没有八大山人。清代绘画主流的“四王”画派，虽不属于上海，但它就在离上海咫尺之遥的太仓，故“四王”画派对上海地区画家的影响不会不深远。上海处于这样一个中国绘画发展史中以正统的面目影响中国绘画三百年的一方宝地之间，在这样大的文化背景下，海派的诞生及它根植于深厚传统之下呈现的非凡品格与张力，就不足为怪了。

19世纪的上海门户被打开，开埠之后华洋杂居，文化多元，西洋画也开始在上海立足发展，徐家汇天主教会的土山湾画馆的开办，让洋画得到了授教与传播。任伯年、吴昌硕的画中，对西画都有不同程度的借鉴。海派画家在上海这样一个开放型的商埠城市中，藏家组成的各异身份，决定了更加多元的审美取向。到了20世纪初月份牌等商业美术的出现，使得海派具有更为宽容的包容性。正如程十发先生曾说；“海派无派，海纳百川”，它的包容，使得各路画家独具个性。所以说海派一开始就是以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姿态出现在近代中国的画坛。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掀起，由于上海特殊的地理经济位置，许多辛亥革命的元老、名宿都寓居上海，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在此创刊，油画、木刻、漫画等等新的美术形态都在上海发萌。它聚集了中国近代美术史上最重要的艺术家，如吴昌硕、王一亭、黄宾虹、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高其佩、高剑父、张大千、潘天寿、陈师曾、蒋兆和、朱屺瞻、李可染、叶浅予、潘玉良、颜文梁、倪贻德、王济远、庞薰琹、关良……都曾生活于上海或在此曾有过叱咤风云的艺术经历。北京的中国画社团湖社的核心人物金城也曾一度活跃于沪上。即使是如齐白石那样长期寓居于北京的画家，亦曾遭海派的辐射。陈师曾受教于吴昌硕，齐白石衰年变法就受陈师曾的影响，同时齐也膺服于吴昌硕，也曾发出过愿做缶翁门下走狗的感慨，他画中的金石气及用色受其影响。

上海的昨天确实有过异常的辉煌。

或许正是上海这样超级辉煌的履历，使许多人在比照今天的上海美术时会发出别样的感慨。但是稍具历史常识的人都应该明白这种历史奇景，是特殊的历史条件所造就的。那时的中国经济落后，许多地方还处于农业文明时代，上海已是国际性的都市，经济带来文化的繁荣，人才聚集于此就如上世纪初的巴黎，现代美术史上的大家几乎都集中在巴黎，今天你若再想复制，那只能是痴人说梦。但是这一段历史也为这个城市留下了可贵的品格，它的包容，就像它所面对的大海那样，它能包容与自己相异的文化，共处一方。著名美术批评家郎绍君先生在谈及民国期间上海的中国画时说；“海派后”除了承继“海派”不受正统派束缚，重视创新的特点外，还发展了一个更重要的特质，兼容性。它不仅兼容古今各种派别，还兼容西方和中西合璧艺术。30年代的上海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和中国画坛第一重镇与此特质有绝大关系。”事实也是如此，上海的中国画一直保持着多元并进的态势，似乎吸收外来艺术，中西合璧的那部分还略占优势，在全国范围也更受关注，我在前面列举的一些作品就是这种观念下的成果。记得在2002年全国政协举办的上海优秀中国画作品展在京展出时，吴冠中看了以后就说了“中国文艺复兴的希望在上海”这样的话。这不会是一种恭维的话吧，因为他完全没有这种必要！我想包容应该是上海这个城市的一大品质吧。包容会带来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可能和更加的繁荣，艺术更是如此。

这种包容还表现在对于继承传统这一流派艺术家的始终如一的关注与爱护。这也是上海的一大奇特的景象。在今天这个各种“新派”粉墨登场，在国际化背景下，“唯新论”畅行的氛围下，以萧海春、王孟奇为首的一批艺术家，正静静地醉心于宋元明清的传统之中，挖掘着骄人的宝藏，他们的挚着与对于本土文化的尊重与守望，同样也赢得了圈内同道与有关部门的尊重与关爱，因为我们清醒地明白艺术史留下的并非唯新是首，任何一种形式的艺术只要你走向极致，登上顶端，那么它将会是有意义的，具有价值的，这也正是我们上海的可爱之处。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文艺为政治服务，艺术上提倡苏联的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方针，在此背景下上海的中国画发展受到了限制，但是个别艺术家以其超群的智慧，在夹缝中伸展着独特。

1950年代初，由于当时受极左的文艺方针干扰，林风眠、关良、吴大羽都从杭州浙江美院回到上海，因为他们被认为是教授形式主义的画家，会丑化工农兵。可是50年代林风眠在上海郊区农村、渔港、钢铁厂去采风而创作的作品，由于他不是标语口号式的应景之作，他注重艺术的本体，注重情感的表达，六十年后的今天看到这些画，艺术上还是站得住的。程十发在举国体制以苏联的素描写实造型为准绳的环境下，竟然以民间艺术与特有的线之妙趣创造了在严酷文艺气候之下，却能守住艺术正趣的特别风格。那种机智与气度或与这座城市不无关系。陆俨少也是这一阶段下让自己的语言炉火纯青，关良的许多力作都产生于这个年代，朱屺瞻在这一段时期独辟蹊径，登上了艺术的顶峰。刘旦宅的新派仕女画也于此时引得全国的瞩目。

然而他们与当时的主旋律所倡导的风向都保持这若即若离的关系。这是这一代艺术家的悲哀，但却也看到了他们性格中对艺术挚着与真诚的那一面。在此我无以言表，是上海给了他们独特的灵感，还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创造，让上海这座城市更加绚丽，让上海这座城市独具令人瞩目的文化精神与文化性格。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革结束，思想解放运动使全国的文化环境有了更大的宽松与自由。上海的美术也处于蠢蠢欲动之中。多年极左思潮的禁锢，犹如地壳下涌动欲喷的岩浆，一旦时机成熟，必将迸发出灿烂的图景，光艳奇绝。记得在那个年代，图书馆内以前被称为“封资修”的艺术书籍、画册都已解禁。专业人员凭工作证可参阅西方出版的艺术图册，那时许多画家都聚集在上海图书馆的参考阅览室，临摹学习。当时的各区文化馆的展厅，公园里的展厅，少年宫的展厅，都会有一些艺术家自由组合发起的一些带有艺术探索性的展览。影响比较大的有于1979年2月在黄埔区少年宫举办的“十二人展”，从展览的名称就能感觉到它试图去政治主题化的趋向。他们提出了“探索、创造、争鸣”的艺术宗旨。它的出现要早于北京的星星美展。这一年的9月卢湾区文化馆组建了民间美术社团草草社，并举办了作品展，提出了独立精神、独特技法、独创风格的艺术原则。1983年“实验画展”在复旦大学展出，在复旦书画会的贺词中这样写道；“世界创造了人类，人类再创造一个世界。无论是什么主义，都打开窗户让自由的空气进来吧！”在我的印象中这样的展览当时很多，参与者中以西画的居多，但总还有一些中国水墨画家。但是与北京的“星星画展”相比较，上海更多的是体现在重视绘画本体语言的建构，推崇中国美学中“意象”性的表达，或者可以说倾向于艺术上的前卫。而星星美展的艺术家还显示出政治上的前卫。所以上海的艺术家一直是以一种较为温和的方式，远离政治主题，画一些风景、静物、变形的人物，寻求一种个性的语言。这种温和的前卫也决定了它不会有惊天动地的回响，它就是一群艺术家的一个寻求创作自由的一个派对。但我觉得这更接近艺术的正道，它让我们艺术家更像一个科学家在默默地做着线、墨、色彩之交响的艺术形式的实验，探索着形式美的规律，它的意义在于一次次的实验的结果预示着架上绘画并非将终结，或许还有无限的空间。

上海的艺术家这种挚着并非始于今天，早有渊源，上海的美术家在新时期的三十年间东寻西找，上下求索。在85新潮中，上海的中国画家不属于极端的前卫斗士，但上海的体制内社团上海美术家协会却策划了带有前卫色彩“地平线”绘画联展，其中国画的邀请画家有陈家泠、张桂铭、杨正新，韩硕、张培成、施大畏、卢辅圣、冷宏等，令人惊奇的是当将这些画家的名字列在一起时，熟悉的人们会发现他们原先清一色全是专攻人物画的。但其中有好几位都已以花鸟或山水为主攻方向。并且他们的花鸟山水也早已不是原先传统图式下的那一类。这里又展现了上海的开拓创造性的特色。他们都各自奔向自己所钟情的那一方。

让我们欣喜的是上海的这种风气也正影响着已经崛起的上海新生代的水墨画家。这些画家的身上具备着上海画家的DNA，正如王劼音先生早年的一篇文章中所言；“从整体而言，上海画家“好逸恶劳”“喜新厌旧”他们讲究作画的灵气，“逸笔草草”较少靠下死功夫去取胜，他们追求一切新鲜的事物而较少传统包袱。个性上独立，思维上活跃，创作形式上轻松超逸，组织方式上松散，这一切均源出于上海这样一个都市。这种先天性的特质，很接近艺术的本质。”在这些新生代艺术家中，很突出的一个亮点就是他们非常尊重自己在当下社会生活中的感受，很多作品都反映了当下都市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存环境，当代人的所思所虑，充满鲜活的生命力。另一个可喜之处是他们在尊重水墨画传统媒材，纸、墨、毛笔的同时，还尊重水墨画背后所拥有的丰富的文化意义上的历史传承。这是一个民族在崛起中必备的文化自信和文化性格。那是我们全球化背景下必须的文化身份。所以上海的艺术家很少有人做一些惊世骇俗的表面激烈但实质空虚的艺术行为，他们不浮躁，善思考，沉下心来做艺术。即使是一般人看来有点背时的传统绘画，也有一些年轻人长年累月的乐此不彼。还有一些孜孜于当代水墨的艺术家，依托这个开放都市，生活与工作得非常滋润，或许是这一波艺术家经常给平稳的上海画坛吹入一股新风，发人深省，催人奋进。上海以海一样宽阔的胸怀，包容着各种样式艺术家的个性创造。他们在大海中自由地游泳，是上海给了他们独特灵感，还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创造，让上海这座城市更显绚丽，让上海这座城市独具令人瞩目的文化精神与文化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