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是吴门画派的故乡。仅南朝陆探微、张僧繇，唐代张噪、张洽，五代腾昌佑，宋代丁渭，元代黄公望等名列画史的名画家就达1200余人。到了明朝中期，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等为代表的文人画的声名鹊起，奠定了“吴门画派”在中国画坛的地位。

近年来，苏州书画界在重振吴门画派雄风方面作出了许多努力，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和海外举办了推介苏州当代书画家作品的大型活动，好评如潮。我有幸躬逢其盛，见证了新吴门画派在京城的光荣与骄傲。

新吴门画派的重要推手之一，就是苏州国画院的院长周矩敏先生。

作为朋友的周矩敏，我是熟悉的。矩敏兄是个保持着清醒思考的人。他的话不多，但出言不凡。他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艺术品也“唯权为是，唯利是图，那文化现象就成了社会问题”等，发人深省。矩敏兄也是个做事认真的人。当年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首次正式授权内地出版，对这部名家名作，柏杨表示“要等周矩敏动笔”来插图。因为欣赏该书，也因为柏杨先生的诚意，矩敏兄在推辞无效后，与柏杨反复探讨，达成“丑陋但不能丑化”的约定。最终这次插图版的《丑陋的中国人》大获成功，再版15次，印发21万册，连续数年被评为全国人文类图书第一名。他曾经告诉我，他很喜欢我的文字，如果有机缘也愿意为我的着作配图。我告诉他，我更喜欢他的画，如果他能为我的小书插图，是我莫大的荣幸。

作为同事的周矩敏，我是钦佩的。我担任分管文化的副市长时，苏州国画院是我分管的单位。国画院是成立于1960年的国内最早的6家画院之一，名家辈出，张辛稼、吴木、孙君良、刘懋善、马伯乐、谭以文、姚新峰等，一个个才高八斗，如雷贯耳。以后，时任文化局长高福民慧眼识才，从工艺美院引进了艺术成就正如日中天的周矩敏。

对矩敏兄来说，作为“空降兵”担任苏州国画院的院长，是荣誉也是责任，是动力也是压力。人群之中，艺术家总是最有个性的一群人，矩敏兄自己就是个性鲜明的艺术家，如何从习惯单打独斗的画家，到团结一群人结伴而行的院长，需要角色意识的转换。不知是不是因为矩敏兄自己常年画人物画，锻炼出了对人的觉察判断力比一般人更敏锐，他不仅把最难团结的书画家们凝聚起来，让听枫园里惠风和畅，而且从省内外选拔了好几位年轻画家加盟画院。这些年轻画家在当时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但加入国画院数年后大多成绩斐然，出类拔萃，后来居上，有些被北京的着名艺术机构“挖墙”。前几天回苏州时与矩敏兄谈起这些年轻人，他自豪的神情溢于言表。他说，惺惺惜惺惺，实力与成长性，不是所有的人都懂的。

我担任民进苏州市委会主委的时候，周矩敏是副主委。我知道画家的时间宝贵，嘱咐市委会一般小事情不要麻烦矩敏。但是，他总是主动承担分管的工作，团结书画界的朋友到部队拥军等等，各种公益活动从不缺席。记得多年前我们在吴宫喜来登举行扶贫帮困的书画义卖，他的画拿下了全场的最高价。

作为画家的周矩敏，我是羡慕的。对于他的画作，大家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他的一系列流连在苏州园林里的民国人物画。那些画，体现出了一派江南风貌，那悠哉游哉，那恬淡自在，那从容诗意，早已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堪称他的代表作。心静而敏，如果没有画家自身内心的宁静安谧，从容不迫，就不会敏锐捕捉到那些诗意，也无法画出那般的自在。并且，他并没有在此止步，而是怀着一种责任感甚至使命感，将画笔又聚焦到了新的题材上。无论是《浮世新语》里的社会百态，还是《奉安大典》里的历史片段，甚至是山水花鸟的泼墨小品，我们可以看见，他仍然在进行着新的探索，在不断地超越自我。

我到北京以后不久，知道了矩敏生病的消息，一度为他的健康担忧，在心里默默为他祈祷。偶尔回苏州见面，看到他有些憔悴的面容，知道他在与病魔作顽强的抗争。但是，我相信，有他那颗宁静的心，就有了战胜疾病的底气。果不其然，这次国庆再聚，他已经面色红润，恢复健康了。好事成双，明年，他的个展将会来到北京，在国家美术馆亮相。真为他高兴。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画家却能在咫尺方圆之内，屏息静心，敏捷挥洒所见所思，是让人艳羡的。和许多孩子一样，我小时候也有一段时间曾经喜欢过绘画，甚至做过“画家梦”。在乡镇的小街上不知天高地厚，上大学到了苏州才知道，我这辈子是当不上画家了。不过，在我发起的新教育实验里，有个叫“读写绘”的项目，已经润泽了成千上万孩子。这个项目是针对小学低年级段的孩子，通过听故事、复述故事、绘制故事的方式，全方位地滋养孩子们的生命，激发孩子们的潜能，让画笔成为孩子表达自我的工具。希望有一天，这些新教育的孩子们之中，能走出像矩敏兄这样的画家。我也相信，孜孜不倦前行的矩敏兄，那时又走得更远了。

文/朱永新 民进中央副主席，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