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上半叶，吴门画派进入全盛期。以沈周、文徴明、唐寅、仇英为核心的绘画艺术群，代表了当时文人画的最高水平。以致后来的“吴派”画风成为江南一带文人绘画样式，绵延润泽了500余年。甚至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州出口创汇的工艺画几乎全是仿传统“吴派”经典作品的图式。能把文化经典成功转化为文化产业，可以说明三点：一是吴地人对“吴派”绘画样式的自信； 二是“吴派”绘画的文化价值获得世人广泛的认可度； 三是对传统优秀文化的欣赏并不受时代阻隔。吴门书画和吴门中医、苏州刺绣，成为苏州三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范。

近年，苏州博物馆筹划吴门画派沈周、文徴明、唐寅、仇英特展（每年推一位）。继去年沈周展，今年正在办“衡山仰止——文徴明书画特展”，作品是从国内外各大博物馆借来的， 有些作品在其他博物馆曾展出过，没惹眼。苏博，一个文徴明亲自栽种、正繁华茂盛的紫藤花馆，举办“吴派”展特别接地气。海内外各地的参观者络绎不绝踏入衡山故园，就像我们踏入法国厄普特河畔的小镇吉维尼去找寻莫奈，去意大利博洛尼亚和乔治·莫兰迪约会。有一种精神省亲、文化寻根的归属感。可谓一方水土养一方文化！ 找到了文化的根源，艺术的生命力愈发灿烂。

苏州国画院院长周矩敏，曾是负责苏州美术的文化官员。无论责任担当或对专业的认知度，他总能表现出超乎于一般的思维深度。他对吴门画派的传承关系和现实意义有着清晰的认识。2007年他组织“新吴门画派——苏州国画院作品展”晋京展取得圆满成功后，继而在南京、上海、台湾等地及欧美、日本巡展。2012年他邀请国内诸多理论名家云集苏州，参加“吴门画派论坛”研讨会。从理论上去梳理探索“吴门画派”历史相承的文化痕迹和现实意义。推动这种文化溯源的目的，就是担当起“吴派”薪火相传的历史责任。

作为吴地后人，周矩敏始终强调“吴派”绘画应该保持鲜明的地域特色。注重诗、书、画三者的结合以及多元化的审美意趣，讲究笔墨性、书写性、书卷味的融合亦平日所言之书卷气。

他擅长人物画，独创的“周氏样式”民国人物给业内留下深刻的印象。据他称：最早是受丰子恺“缘缘堂”的影响。丰子恺和吴友如是近代以民国人物入画，并为世人熟知的两位大师。吴先生的“点石斋”以民国市井风俗入墨，三百六十行细细道来。后来者，凡研究海上民国风俗的无不依此为据。丰先生是漫画式绘画本，最着名的是《护生画集》，画了46年，共创作了6册。为丰先生绘画本撰文的有弘一、叶恭绰、朱幼兰、虞愚诸大师，可谓图文并茂。

矩敏最初是作为遣兴画了一组民国人物小画在上海艺博会上展出，被台湾的星云大师偶然看见，即邀请去台湾办展。展览要求图文相配，主题是“散淡人生”，似乎与《护生画集》提倡“爱生敬养”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具有普世意义的展览深获赞誉，100余幅作品被佛光山美术馆及藏家全部收藏。从此以后“周氏样式”的民国人物画被世人所熟悉。

矩敏的人物画大多以民国布衣先生入画。他说：布衣文人，这种“散淡人生”的生活状态，具有更广泛的知识平民式的生存典型。这种看似“无为”而实质“有畏”的处世心态，在不自觉中形成一种行于“散”心求“淡”的生存表象，因此他笔下的布衣形象大多类似“温饱有余，富嫌不足”的中产阶级，虽不求仕途的畅达，却不失士人的度量。品茗、闲钓、弈棋、赏花、读书、雅集、书画等，营造出一种轻松散淡、带有幽默意趣的理想化境界。这种淡然生活、泰然处世的精神追求，仍具有现实意义。

矩敏是学院派画家。因此，凭借坚实的造型功夫成功地把客观形态转换成意象形态。他的绘画语言既具强烈的个性符号又合乎笔墨法度。他视野开阔，画笔涉及题材广泛，印度印象，西藏风情，当代人物，历史事件，水墨花鸟兴致所至不羁陈规。全然没有“一招鲜”贯之终身的顾虑。他在坚持个性图式时往往能把其他画种的优点不露痕迹地经营到自己的画面中，给人一种天成自然的视觉图像。

作家用文字说事，画家用画笔忬情。以文载道，先要把事说清。画要寄情，必须是好画。否则理不明情何寄。观矩敏的画，有事亦有情。慢慢读画，常常能咀嚼出富含哲理的甘味来。这种追求、这种形式或许给当代文人画寄情载道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借鉴。

文/刘大为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