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在过去三十年主要是达达主义和波普的叛逆取向，在1980-90年代，人们以一种反崇高的方式寻求改变，但当这个时代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年轻一代则开始寻求可以恒定信仰的东西。彼岸性、终极精神及其永恒性的探讨，也正在进入当代艺术领域。

这个工作对于王钟具有一种语言挑战，他要在一个有限的的身体写实的领域表达一个信仰者或者正在信仰者的临时状态。信仰和身体的关系实际上是个很好的切入点，在历史上，人们把没有信仰者或者灵魂拯救者说成是"行尸走肉"，《圣经》认为上帝是一个灵，他没有身体，而他的儿子耶稣的身体则是"道成肉身"，信仰者的表情是充满喜乐和满足的。俄罗斯东正教的传统认为富有拯救使命的天使现身，表现为一个市井社会中的疯癫者或流浪汉的形象。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新宗教哲学家索洛维约夫认为基督教的第三个千年是"神人"时代，即上帝的灵存住在每个人身上；另一个新宗教哲学的艺术批评家梅列日柯夫斯基的代表着作《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其中也探讨了文艺复兴大师米开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和拉斐尔的《浴女》中人物的信仰有无状态与身体表证的差异。

在某种意义上，信仰不同并非仅仅是精神特质的不同，而且会传递到身体特征的变化。在2009年的首届798双年展上，王钟创作的雕塑装置《32平米》就探讨了一个信仰者团契聚会的身体现场。这个作品的灵感契机来自他的一个学生参与的大学生家庭教会，在北京和中国很多城市，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加入了基督教的社团仪式，他们在一些临时的社区居室内举行周末讲道和祈祷仪式，并彼此探讨基督教背景下人的道德意义和终极价值。

正如王钟自己认为，"重要的是我在伴随社会变革成长"，作为艺术家，他"更关注生活在过渡时代的人们和与之存在的环境"。对年轻一代在这个变革时期的精神关注，有一个直接触动他内心的例子，则是他的一个最好的大学同学因为不堪承受这个时代的无序而自杀。这构成了他对变革时期的人的精神异化主题的深切关注，我们的时代不仅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都处在一个不确定的临时状态，我们的内心也处在接近分裂、癫狂、浮躁和不安的一种临时精神。

在《32平米》作品问世之前，王钟的毕业作品接近于贾科梅蒂的细长形体的人物雕塑风格，他对人的存在状态及其终极意义具有浓厚的兴趣。后来创作了大量讽刺风格的变形人物，这些人物有张狂的独裁者、虚伪的官员、自我膨胀的基层干部等。从自我表现到社会批判，他开始从题材中寻求自己的语言形式，从贾科梅蒂的存在主义的瘦长形象，转向人物身体的膨胀形式，作为对这一类精神空洞又充满浮夸的社会表演性的讽喻形式。

但是这类后现代的波普讽刺创作并未持续很久，他觉得当代艺术应该进入精神的存在意义和终极性的探讨，而不仅是停留在一种社会讽刺的后现代游戏层面。现代艺术史一直存在着两条交叉而有时不同的路线，既有达达主义、波普艺术这一类反彼岸性、反崇高的玩世不恭的游戏精神，也有始终探讨终极精神和神性观照的前卫艺术实践，比如梵高、波伊斯、里希特、佛洛伊德以及新近的马修·巴尼。事实上，由于中国当代艺术过度推崇达达和波普的方式及其后现代反崇高的价值观，使得当代艺术未能在政治和社会批评的题材上走得更为深入，比如政治波普。

对于中国的变革及其这一代的精神命运的认识，逐渐在王钟的自我成长中形成愈来愈明晰的价值判断。他也许不知道对社会及其青年的命运表现跟艺术创造有什么直接关系，或者如何将社会及自我生态转换为语言形式，但他想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这个人群及其环境。在2009年首届798双年展的主题展"社群"上，王钟创作了模拟家庭教会现场的《32平米》。实际上，这个双年展也有很多艺术家具有跟王钟类似的实践，比如有些艺术家模拟了律师办公室、算命现场、村委会办公室、民工宿舍、江湖戏班舞台等。

"社群"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前卫的展览，它标志着当代艺术关注不同人群的存在生态，并使用空间模拟作为一种语言形式。但有些批评认为这种方式是一种对社会生态简单的形式模仿，但很多作品并非如此，比如王钟的《32平米》并没有找大学生原有的家庭教会参与者，而是找许多他身边的成年朋友翻制身体模型，并对雕塑人物进行了不少主观化处理。比如，所以雕塑人物的脸部都被刷成惨白后苍白的颜色，他们个个都眼神呆滞，神情茫然或者空洞，有些人的表情甚至是莫名的不安和紧张。

实际上，王钟的模特的日常表情和身体状态并非如此，他们不少是成功的作家、批评家、记者、艺术家，显然王钟不仅夸张了他们的某些身体特征，使其呈现某种信仰缺失的微妙的身体特征。王钟也把这个作品的实施过程看作是与模特之间的精神交流，他一直试图为作品注入自己的一种疑问，即这些社会精英为何没有信教后者信仰，或者他们尚不确定什么才是值得信仰的，或者他们没有时间思考关于信仰的问题。有信仰者、无信仰者或者未完全信仰者的身体状态是什么样的？王钟借用了服装模特翻制并再对着原人描绘的方式，试图把握其中某些神秘而又表征性的体貌，为此他甚至直接让人物穿上原型模特曾经使用过的旧衣服。《32平米》既不是按照超级写实主义的雕塑方式，也不是按照表现主义风格创作，王钟试图将雕塑在成型中所处的一种交流和制作过程作为作品的一部分，他不想使雕塑的体貌真实地表现该模特朋友的灵魂或信仰状态，他只是想描述这个时代的一种精神变异的宿命及其不露声色的悲剧感。

在完成《32平米》后，王钟自己并未最终成为基督教的信仰者，但他借此接近了一种永恒性。尽管他塑造的每个模特原型都是善良的人，但他们的灵魂正在经受一种折磨或侵害，这可能在这些人的日常状态不是很明显，但在《32平米》中，王钟使他们的这种面貌变得更显而易见。在此之前，当代艺术在中国尚未作过这样的表现性尝试，这个领域的探讨因时代的推进终于深入到中国正在酝酿变革的信仰地带，尽管这个地带还只有《32平米》这么大，但是王钟的尝试是具有开拓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