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对于当代中国画究竟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许多学者都发表了看法。在这当中，着名学者王鲁湘的观点特别引人注目，据我所知，他于2007年初在一场美术讲座中，曾结合艺术大师李可染的艺术实践指出：写生是一切造型艺术的根基，大自然是所有艺术家最好的老师。要想创造出伟大的作品，必须效法自然，打牢写生基本功。[1]此后，他还在一系列的讲座与文章中反复强调，写生是当代中国画发展的关键。对于他的观点，我大抵是赞同的。因为在当代中国画界，尽管所谓艺术大师的帽子满天飞，但相当多的人不过是在拼凑古代与近现代大师的艺术图式与作画技法，完全忽视对自然的亲身感受，更不进行现场体验、考察与写生。这种拾人牙慧的做法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当今的一些中国画创作缺乏新意，生气索然，并呈现出千人一面的状态。但对于王鲁湘的观点，并不能简单地加以理解与引用。原因是，在中国100多年来的艺术语境中，所谓“写生”的概念总是与“西方写实绘画”的观念，还有相关技法联系在一起的，而与传统的写生文脉完全产生了断裂的关系。结果也引发了另一种极端化的现象出现，即一些当代中国画家的作品由于过分追求西方写实画法，如对定点写生法、明暗五调法、空间透视法、生物解剖法的机械运用，以致使中国画笔墨的表现力丧失殆尽。于是，在他们的作品中，已经不是在书写，而是在描摹了。关于这一点，早有学者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其主要观点为：要不要学西方并不是问题，关键是如何结合中国画的审美特征与笔墨特点来进行。应该说，这样的看法是极中肯的，也很值得人们深刻反思。这里还须指出的是，虽然一些中国古代画家很强调师法自然与写生，但其方法与西方写实绘画的路径完全不同。比如，前蜀以注重写生而出名的花鸟画家黄荃，在他的作品《溪芦野鸭图》与《写生珍禽图卷》中，就没有简单地画视网膜之所见，而是在悉写生态、表达意象与书法入画之间找到了极合适的平衡点。[2]后来的绘画史足以证明，黄荃的中式写生法对后世影响巨大，像赵昌、崔白等人都无不得益于他。只可惜到了近代，因西方写实绘画的强势传入，很多人对与中国画密切相关的中式写生法已经不太重视了。

最近，经批评家顾丞峰与朱彤介绍，我有幸看到了江苏艺术家张友宪的《水墨芭蕉》系列作品。看得出来，这些作品都是在写生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3]我甚至认为，张友宪其实是在沿着李可染开创的艺术之路前行，区别只是张友宪在画花鸟画，李可染在画山水画。而且，相比之下，张友宪显然有着自己的特点：一方面，他完全抛弃了传统花鸟画的图式语言，转而在尽力糅合中式写生法与西式写生法；另一方面，他还在此基础上很好地发挥了传统笔墨的表现力，进而创造了独特的艺术面貌。我认为，正是由于前者的原因，方使他能在现场写生的基础上，不仅以纯粹中国式的水墨技法表现出自然中细腻易感的、转瞬即逝的景色，同时还交待或暗示出了对象所处的具体时间、季节、地域、空间等要素。毫无疑问，这在传统花鸟画中恰恰是比较忽视的。另外，与传统中的所有老大师一样，张友宪也十分强调对大自然进行“诗意化”的表现。他的作品足以表明，所谓写生并不是要机械地照抄自然，重要的是要做到从观物之生到写物之生，[4]意即艺术家必须以观察或写生的方式获得对生生之象、生生之形的独特把握，然后才能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去进行艺术表达。我并不知道张友宪深入研究过李可染先生的相关论述没有，但从他处理画面的方式，如强调剪裁、强调夸张、强调组织中可见他是深得李可染先生理论精髓的。而精熟于传统笔墨，则使他能够用行草书般的笔法或地道的“积墨法”或“破墨法”等去艺术地表现自然界的鲜活之处与微妙效果，这与一些人简单地用毛笔画素描根本不是一回事。比如在近期以朱砂创作的两幅作品中，一大片芭蕉高低错落，重重叠叠地交织在一起，虽然结构很是复杂，也极难表现，但他却通过繁复细密和随意洒脱的笔法与富于变化的朱色十分生动有趣地将芭蕉虽然已经枯黄，但生命犹存的状态呈现给了我们，并给我们以特殊的新鲜感受。类似的情况也可在其他作品中看到，在此就不一一分析介绍了。我认为张友宪创作给我们的重大启示是：传统笔墨的表现力与现场写生并不是绝对矛盾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在全球化的背景中，中西文化的交融碰撞是必然的事。只有那些敢于面对这种挑战，并努力进行创造的人，才能抓住历史的机遇，开创新的艺术之路，幸运的话，他们也许还能开创一种全新的艺术传统。

张友宪成长于江苏这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地方。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金陵画派的巨大影响。因为属于后者的一批优秀艺术家，在创作中都很强调写生的重要性，即强调要从对象身上捕捉生动有趣的东西加以表现，以防止概念化、模式化的创作方法，而且，他们从来也没有简单地用毛笔去画素描，即全面地、机械地以西式写实法去改造中国画，而是机智地将客观对象转化为了具有独立审美趣味的笔墨结构。这也使金陵画派成为中国现代艺术史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画派。所幸的是，张友宪是在从方法论的角度向他所崇敬的老一辈艺术家学习，在创作上却努力探寻着自己独特的道路。这当然是绝对的聪明之举，否则他就会淹没在金陵画派的巨大阴影中。

祝张友宪在今后的艺术探索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2013年11月12日于深圳宝安

[1]这场讲座由深圳关山月美术馆主办。在讲座中，王鲁湘着重谈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山水画为什么会走向写生”的问题。在他看来，正是李可染成功的艺术探索，即将传统绘画技巧与写生的巧妙结合，中国山水画才迎来了另一个发展高峰，并逃过了被历史摈弃的劫难。王鲁湘还认为“写生”的重要意义直到今天仍在延续。

[2]其具体办法是在遵循平面化与装饰化的前提下，强调对对象常形与线性结构的表达，此外，对于对象的比例关系，也是以心理感受为前提加以处理的。

[3]据顾丞峰介绍，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门前坡上有一片芭蕉林，张友宪经常在这里独自或带学生写生。

[4]明代画家陈淳曾经书写了“观物之生”4个字，其突出了艺术家必须认真观察自然生态的看法。

文/鲁虹